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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救達人尹浩然校長 特赦是第一步,更重要是重建信任

【明報專訊】中學校長在一般人的經驗裏僅僅是一個概念。那個要求路過學生點頭敬禮、以沉悶發言將台下學生批量送入夢鄉的人,可以在一個人的中學生涯裏,彼此一句話也沒交談過,甚至連眼神亦不曾對上。但可以想像,這星期以來,那些被圍困在理工大學的、甚至仍在念中學的年輕人,面對網上傳言不斷,連義務醫護人員也一個個撤離時,當他們看見自己的校長穿過催淚彈的迷霧、踏着瓦礫前來,只是為了找自己,心情終會是激盪。因為,至少有這麼一個人,認同和重視被標籤為參與暴動的自己是值得相勸的生命。十一月十八日深夜,葉建源議員帶領一班中學校長走進理大校園尋找他們的學生,行列中的尹浩然校長在學校平台上聽見一個年輕人聲嘶力竭地叫喊:「你哋啲大人點解咁遲先嚟搵我哋?」還沒弄清是不是自己的學生,便一把將他抱入懷裏。「當我攬住佢,佢挨了落嚟。我嗰時好強烈的感覺是,其實佢哋要求好簡單。我搭一搭佢膊頭講,你真係好辛苦,你畀我幫得一個得一個,我可以做嘅嘢,我都會盡量做。」

當晚校長們走進理大,事前其實並沒周詳計劃。尹浩然下午陸續收到一些校長想親自步入理大尋找學生的消息,一直忐忑,轉念間便決定動身,「一支竹易折彎,一群校長聚埋一齊就是力量」。知道部分校長抵達千禧酒店附近,因為紅磡和尖東站已關閉,他便與副校長從柯士甸站步行前往,當時天色漸暗,開始入夜。「我跟副校長講,如果我哋現在驚,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我哋香港小朋友在裏面的擔心是一百倍,因為幾十個鐘以來都係咁。我哋幾十歲都唔知點處理,何况十幾歲?」

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店,他們與其他校長會合。門外煙霧瀰漫,尹浩然嗆得眼淚直流。他記得,在場的校長當時並沒有人能肯定裏面有自己的學生。一邊祈禱一邊等候消息、商量對策,直至漫長的幾個小時過去,五十名校長終於被安排到作為中轉站的消防處登記,記下身分證號碼與校名,就次序抽籤進內。尹浩然在首批的二十人名單中聽到自己的名字。「警察講得好清楚,過了某個位置就不會再保護我哋入去,怕引起衝突,一切危險要自己負責。大家都好快講:『得喇,去喇!』」

叫囂謾罵 其實是無助吶喊

尹浩然憶述時,尷尬說自己不熟悉附近地形,形容他們一行人是從「有大學標誌的正門」步進。到底要去哪裏與可能在裏面的學生會合,無人知曉,也不清楚各大樓的位置,「都擔心的,無人話畀我哋聽下一步點做,同埋唔知佢哋會點睇我哋」。終於在步上樓梯後,他們遇上「一批人」。尹浩然澄清,未能確定他們身處那裏的原因前,不能一概稱為「示威者」。他們很多在叫喊,有人抱怨「點解咁遲先嚟」,有人質疑「你哋想點啊」,有校長冷靜解釋來意。「我一世人好少聽到咁頻密嘅謾罵。但嗰時嘅感覺唔係覺得佢哋鬧緊我。好心酸,to be honest,我見到的是一啲好需要我哋關懷嘅人。」他深深呼出一口氣,「就算佢哋好多叫囂呼喊,那一刻我感覺不到是好惡毒、好壞好壞,我感覺係,佢哋已經無其他方法,唯有用呢種方法捉住你去『咬』」。此種情景,令他想起家裏五歲的兒子,「好似見到個仔好無助喺度喊,我心想,佢哋唯有用返最原始的方法,我覺得好悲」。他也能理解這些憤怒,「我唔覺得佢哋嬲校長,雖然指摘過『你哋唔配做教育界』,係鬧緊成個制度,而我哋碰巧來到了,於是就結連了」。

他坦承,自己出門前曾跟太太交代這晚未必能夠回家,因為難以預知將發生什麼事,包括衝突會如何升溫,會不會遭遇推撞攻擊,只能作最壞打算,「但當我近距離見到理大裏面嘅人,一啲都無感到恐懼。有人掟枱,但當佢咁做,有人叫停,叫唔好咁對校長,我知道佢哋不會真的傷害我」。

學生擔心校長被騙

謾罵聲之中,有人為他們劃出了位置,指示前往A core便能找到他們的學生。與此同時,尹浩然收到同事傳來學生的名字和相片給他記認。終於,他在人群中認出了自己的學生。「我鬆了口氣,終於見到了,但個心突然又緊了一緊。我不會介意原來真係有,因為佢哋只係在大學裏面出現啫,我擔心佢哋被困,我點樣可以救佢哋走呢,係呢個情况之下。」進入理大前,校長們獲告知可以帶走自己學校十八歲以下的學生,登記個人資料和拍照記錄後便可離開。但警方始終保留追究權利,很多人都擔心被秋後算帳,問尹浩然跟校長走是不是最好的選擇,「作為校長、代父母呢,佢哋嘅人身安全是我最大的考慮。有什麼比人身安全更重要呢?裏面有一定的混亂,好驚他們會出事,聽聞又斷水斷糧,咁會點呢?」他於是游說他的學生,「我問佢哋肚唔肚餓,都無乜反應。好多嘢想講,但心裏面覺得平安就好喇。跟住講,你哋走啦!跟我走啦!」不過交談了十五分鐘,有校長已從遠處大叫,「剩低幾分鐘咋,開始好亂喇,唔可以再長時間留喺度」。但尹浩然的學生始終非常猶豫,擔心警方接下來的處理,也擔心留下來的人,「佢哋話,我哋好信校長,但我哋好難信警察,校長你會唔會都被人呃呢?又係另一種心酸」。

聽到學生的顧慮,他再三請求,拿出手機展示警方的說法,希望加強說服力,「我話我求你哋跟我走啦,我唔可以見到你哋受到傷害,𠵱家走,我仲可以保到你哋安全」。他甚至承諾,假若警方食言,他願意一同被捕,「佢拘留你,我陪你一齊被拘留。校長連口罩都無戴,同你都一樣喺理工大學出現,我都喺度,如果佢捉,咪一齊囉」。怎料,學生竟對他說,「校長,𠵱家唔係講呢啲嘢嘅時候」。尹浩然向我重演當時的苦笑,「我……突然間好似個細路仔大過我咁。嗰下我都唔知點,點解我呢個幾十歲嘅校長,面對個十幾歲嘅學生,好似我仲衝動過佢咁,我個心好激動」。

去或留 學生自行決定

彼此還沒達成共識,卻有人跑出來把他們分隔開來,說:「你畀佢決定啦,你唔好帶走佢啦。」尹浩然雖然焦急,也認同應該讓他們自行決定去留,於是退開,走到樓梯下等消息,「我同我學生講,你唔走我唔走,我等到被驅趕為止」。樓梯底,身邊有校長陸續接學生離開,他一直等,終於看見自己學生從樓梯頂緩緩步下,「嗰下認到佢哋,咁似嘅!真係啊?嘩!快啲安全走」。登記過後,已接近凌晨二時,尹浩然記得學生們沒有表現得特別激動,只是非常疲累。但由於滿街封路,他們走到酒店門口與一直守候的副校長會合後,只能一同拖着疲乏軀體步行到柯士甸站,有老師開來了車,親自把他們送回家,一路上,車上的人都非常安靜。

止暴制亂 年輕人將來如何走下去?

政府經常強調要「止暴制亂」。訪問時,面前的茶几上有尹浩然早上在便條紙上的練字。他抄寫了《聖經》哥林多前書的一段:「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的是愛。」他連月反覆思考,認為「以愛止亂」才是更可行的方法,「如果不用大愛,根本制唔到呢個大亂。就算畀你平息咗,佢哋以後的人生會點?」

六月中,百多名校長曾聯署呼籲政府擱置修例,信中提到年輕人憑真心為香港付出愛,不明白為何得到的卻是拒絕、痛擊和傷害,擔心若衝突持續,他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急速下滑甚至心死,怨忿可能不能逆轉。校長們深切盼望香港社會可以重新建立融和與互信,懇請政府擱置修例,並與各界尋求共識。聯署名單上,也能找到尹浩然的名字。然而,修例在多月後才正式擱置,許多抗爭者受傷被捕,亦有人以死明志,廣泛聲音認為擱置已來得太遲。那麼,五大訴求中「釋放及撤回所有抗爭者控罪」會不會是實行尹浩然口中「以愛止亂」的具體形式?他說自己不能從法理角度分析,「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唔係樣樣都要用『政治』的對與錯判斷。有時人太過用『法』的對錯去做,會忘了『法』設立的本質。我不是說要縱容,而是,其實任何社會,任何組織,都是以人為本。當無咗人的時候,這個組織無論有幾好的制度,幾嚴謹的法都沒意思」。他說起自己學校的處理,指有學生因為這場運動犯下了校規,校方一個人也沒有處罰過,「如果人不容許犯錯,這個世界好無人性。我的角色是一個教育者,學生犯錯是必然歷程,最重要是他們知不知道之後點走落去」。他認為成年人應盡之義是讓年輕人以正當方式做他們認為對的事,幫助他實踐有益於眾人的事。笑問他學校的校規是不是很寬鬆,他正色道:「我哋嚴㗎!是嚴而有愛。嚴謹,每樣事情細緻地看,但不是嚴苛。我哋有個臻善計劃,讓學生去改變,然後就洗去紀錄了。」

人心的傷害 比暴力破壞深遠

他回過來回應對特赦的看法,說自己從電視上的確看到一些破壞的暴力畫面,認為破壞是表徵,當然不可繼續滋長,但比破壞更深的,是對人心的傷害,「畫面上的角度是真實的,好難話唔係,但我在所謂的營救過程中,直接接觸青少年時嘅感受,亦都係真實的」。他無法想像當把年輕抗爭者統統定罪判刑,香港的將來會是怎樣,「你捉晒佢哋,ok,法理上你可以做,但我們是不是想那種恐懼與不信任,成為香港未來新的核心價值呢?如果社會充滿這樣的情緒,會好枯萎」。所以他認為赦罪只會是第一步,因為這場運動造成的人心創傷是開埠以來最大的,單純的赦罪也未必能令這一代人恢復過來,他關心的是如何重建信任,「我唔覺得佢哋無得傾,其實好多口號背後,他們想人回應,一起傾一起行,不是單純的得或唔得」。

與尹校長見面,約在全港中學復課的第一天。步入校園時,理應是同學們急忙跑進校門的午膳結束時間,我在接待處登記時四周卻異常寂靜。親自從校務處把我帶進校長室的尹浩然告訴我,為了安全,學校讓高年級當天先行復課,並且訂了飯盒讓學生留在學校午膳,放學時也安排了校巴將他們送到元朗和天水圍。學生回歸上學日常,他感慨十幾歲的人從前都「傻瓜瓜咁」,如今整代人直面世界的真實可怖,難以如昔日天真而無所顧慮。即使回到學校照樣完成考試,順利畢業,同學們可能只是「當job咁完成」,他形容就像社會逼他們好快成為了成人,但他們還身處在中學體制裏。「我們怎樣與他們相處,令他們感覺被尊重得嚟,他們的熱情又得以被好好地引導呢?他們的心靈,我們怎樣照顧呢?當心靈受不到好的滋潤,變成了成人,會是怎樣?他們的下一代又會怎樣?」

不禁止表態 學校有責確保學生安全

茶几上的另一張紙條上,寫的竟是歌詞:你愛我愛多些/讓我他朝走得堅壯些/你介意來愛護/又靠誰施捨。想起街上負上裝備的單薄身影,記者禁不住鼻子一酸。但學校真會與學生,如《單車》歌詞中父與子般同行?九月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便曾爆出便服日禁止學生穿黑衣戴口罩上學的新聞,問尹校長為何禁止同學表態,他解釋那是一場誤會,同學在每月一次的「休整日」本可穿著便服,但學校幾天前收到電話,指已有人動員學生全套武裝搞事,恐嚇將會前來扔玻璃樽襲擊,「我們一定要保護學生,不會讓他們置身於這些危險,自然就開咪叫他們不要戴黑色口罩,都是為了安全」。他認為生活就是政治,而學校裏也絕對可以討論政治,「但一百個學生不是一百個人都有同樣的想法,有些人會不想自己處身這種恐懼之中。這種動員而且已經公開了,大家都會concern學校如何維持安全。若將一種政治表達帶進來,而這種會引起威嚇的,我們不會同意」。他認為一切都要講求平衡,而學校亦即時向同學宣布更正,穿著黑衣黑褲並無問題,只是希望他們不要「full gear」。而休整日上,除了同學,也有老師穿黑衣表態。

回想當日處理,他承認校方可以做得更好,可仔細解釋背後的安全考慮,「但既然發生了,我們以後怎樣行落去?學生懷疑校方,咁都好正常,但我哋之後點做呢?」經過這一次,他體會到信任很容易失去,但深信信任要靠自己爭取建立。十一月十三日晚天水圍發生激烈衝突,尹浩然與校牧、副校長一同留守學校,外面不時傳來猛烈「砰砰聲」,「我們就留在學校,我們信義的學生、校友如果感到恐懼,隨時開門給他們入來飲杯茶囉」。他希望政府也懂得這樣想,「如果講『我都無做錯,點解你仲唔信我?』這樣是太傻的想法」,他指事出必有因,要反求諸己,所有事不論對錯都可以做得更好,「每個人都在學習」。

文 // 潘曉彤

圖 // Eric Tsang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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