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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獄吏困境與犧牲的博弈

【明報專訊】這個月來,香港的逆權抗爭日趨激烈,發生在中大和理大的警民對抗、圍攻大學校園的畫面尤其令人矚目。勇武示威者提升了他們的反抗行動,但由於與「武裝到牙齒」的警察之間力量對比還是如此懸殊,被槍擊被捕被打的示威者不計其數,恍如燈蛾撲火,以卵擊石。雖然已經偏離了「和平抗爭」,但遠遠未構成一場真正的暴力革命,運動的動力與發展邏輯主要仍是以政治自我犧牲為主幹的情感動員。此前筆者為文分享國際關係學者K.M. Fierke所著Political self-sacrifice: Agency, body and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的閱讀心得,以供佐證。除了考究政治共同體如何形塑之外,本書還有不少有趣的章節,值得再與讀者分享,其中包括作者自創的一套「獄吏困境」(warden dilemma)理論。

一般的「博弈理論」(game theory)所分析的是在一套固定的遊戲規則底下,遊戲參與者會如何以個人利益為依歸作出理性選擇。廣為人認識的「囚徒困境」論,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當每個人都做出「理性選擇」時,卻往往導致集體的「非理性」。Fierke倒轉了「囚徒困境」,提出他所謂的「獄吏困境」論,以便解釋「政治自我犧牲」這種看上去是「非理性」的行為,其實背後也有着一種「理性」支配着。再者,當一般博弈理論側重於研究在既有遊戲規則下人如何選擇,「獄吏困境」論則要分析遊戲規則是如何被挑戰或改變。

囚徒拒服從甘受虐 觸發語言博弈

在「獄吏困境」中參與角力的包括「主權擁有者」(獄吏)和「反抗者」(囚徒)雙方。站在強勢地位的前者要求後者絕對服從,目的是維持由他們支配的遊戲規則,鞏固他們對監獄的全面統治。在這情况下,站在弱勢一方的囚徒只有三個選擇:一是服從遵命,放棄自己的主體權利;二是暴力反抗,例如發起監獄暴動;三就是拒絕服從,並無畏無懼地承受獄吏施加的暴力報復,作出自我犧牲。

如果囚徒選擇服從,等於認許了整個監獄的權力體制,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選擇。如果他們選擇暴力反抗,基於力量的巨大不對稱,既很難成功,也會間接地合理化監獄方面把他們視為危險的罪犯,他們的囚徒地位不會改變。可是,Fierke認為他們還可以拒絕遵命,縱然這會招來獄吏的暴力懲罰,傷害自身。這種行為表面上毫不理性,但於作者而言,在其他條件配合的情况下,卻具有爭取「主體能動性」(agency)意義,原因是這些舉動會觸發連串語言上的博弈。

從當權者方面來說,要維持自己有正當管治權的聲稱,就一定要維繫一種國家的道德權威,大大有別於那些越軌者的罪惡性質。所以,主權擁有者不斷要訴諸各種宣傳工具,把反抗行為「去政治化」,把反抗事件僅僅視作「治安問題」,把反抗者等同為「罪犯」或「恐怖分子」。這種命名是維穩工作的重要部分,因為只要把抗議「上綱上線」為國家安全的威脅,在國際社會上則高舉「主權至上」的口號,他們就有藉口去「懲罰」及「消除」「極端分子」。

獄吏反覆施暴變罪犯

讓步即默認囚徒主體

但當囚徒開始拒絕服從,雖然這些抗命的力量是如此柔弱,不能傷及施暴的獄吏,甚至要冒喪失自己生命的風險,但當獄吏反覆加以懲罰,不斷提升暴力,人們就會開始質疑這些暴力是否合乎比例。終至一點,獄吏會面對一個兩難處境。因為他要決定,究竟是要繼續施虐懲罰,變相令施暴成為目的,還是作出讓步,使自己「看起來」還是在人道地管理這監獄。

為什麼「看起來」人道、合理是重要呢?因為在這場博弈當中,參與互動的不僅限於監獄內的人,外面的關注也迫使監獄要管理好自己的公共形象。如果監獄證明了自己只是一部不斷施暴的機器,整個監獄的結構就會失去正當性,獄吏就會反過來變成真正的罪犯;但獄吏一旦讓步,則等於承認囚徒是談判的對象,默認他們不只是罪犯,而是值得尊重的政治主體,讓他們參與決定他們生活條件的對話中去。

所以,政治自我犧牲者能夠激發反抗者的語言博弈,不斷為這些犧牲行為賦與意義,詮釋義士們並非遭逢不幸,白白受苦,而是為着共同體而作出犧牲。這些義士身上所受的痛苦,乃見證着共同體所面對的不公義,承擔着由於強權侵佔所帶給他們的屈辱,從而彰顯他們被否定了的政治主體性。

北愛獄中穢物示威與絕食運動

1972年北愛爾蘭發生「血腥星期日事件」,10多名和平示威者被英軍槍殺,在緊急法令下千計天主教徒被拘禁,不少人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反抗。1976年,原來以戰俘營方式運作的Long Kesh監獄被改成普通監獄,被囚者要換上囚衣,共和軍囚犯拒絕接受「普通囚犯」的身分象徵,寧可以毛氈裹身。後來又演變成「穢物示威」,拒絕洗澡之餘更把糞便抹在牆上,為的是爭取保持「政治犯」的地位。這些獄中抗爭發展至1980年開始的絕食運動,導致多人死亡。一直對北愛持強硬立場的英國政府,為此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這個案成為Fierke書中典型的政治自我犧牲個案。

作者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把政治自我犧牲看作成「語言博弈」,重點是指出,國際上沒有發聲位置的族群、無國家地位的民族,縱然處身於猶如監獄的困境當中,仍然有迂迴的方式讓反抗獲得國際關注,引發複雜的國際互動,突破強權統治所強加的不公義,挑戰着主權國家的邊界劃定。而決定自我犧牲能否具有政治意義和影響的條件是:一、社群有否被強權欺凌羞辱的集體經驗及回憶;二、環繞對行動者身分定性,及其義士事迹的意義有否爭持;三、通達全球的媒體有沒有參與其中。

目前,肯為香港這個共同體而作出犧牲的人多的是,然而要讓自我犧牲變得有價值和有政治意義和效果,就萬萬不能忘記犧牲的意義取決於這場複雜而漫長、既在本地進行,也在全球發生的語言博弈。中大與理大早前烽火連天,卻推動美國參眾兩院火速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原因不是國際社會讚賞暴力、支持「無底線」的抗爭,而是這幾場以校園為背景的對抗,以及示威者無助地逃亡的畫面,讓他們聯想起「天安門事件」,激活了世人對「六四」「屠殺學生」的回憶。

統治者要光環 反抗者何嘗不要

不過,既然這是一種各方互動的「博弈」,就斷無某一方必勝的把握。在條件不配合的情况下,例如西藏近年的連串自焚事件無法突破資訊封鎖,政治成效就不大。而且,這種語言博弈仍然是以道德及法律等話語進行的,因為無論反抗與鎮壓都要以這些話語去判斷及支持其行為是否合理(justified)。統治者要人道、合理的光環,反抗者何嘗不需要?

換言之,如果自我犧牲的政治性質是「以受苦的身體發聲」,發聲的目的是「贏回尊重與承認」,以便「改變語言的遊戲規則」,「重啟一個平等的對話空間」,則斷不能在道德真空的狀態下,以「虛無主義」的方式參與這場持久的博弈。

「絕望的反抗」為的是要「反抗絕望」。在希望稀缺的情况下,我們所憑藉的不單是意志,還要加上弱勢的智慧(與「理性」),去贏取這場重拾身分與尊嚴的博弈。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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