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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如何摧毁一間大學?

【明報專訊】近日有一些學者在理工大學附近被捕,令我想起許多年前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在捷克被捕的事件。德里達在1982年前往捷克參加異議哲學家Ladislav Hejdanek舉行的座談會,並從事卡夫卡的文學研究,聲援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壓制的學者。回程經布拉格機場時,就被警察以涉嫌藏毒拘捕,監禁三天,後得法國總統密特朗施壓始得釋放。德里達從來不是象牙塔裏的學者。他曾於1983年創立國際哲學學院,務求把象牙塔裏的哲學推廣至公共空間,讓社會人士在大學以外有渠道認識哲學。如果問德里達,大學的天職是什麼呢?在《無條件的大學》裏,他主張現代大學應該秉承學術自由的原則,行使無條件地發問和倡議的自由,學術研究、思想和真理都假設了公開言說的權利。一言蔽之,大學理念就是捍衛真理,用筆桿和行動來對抗政府和社會各種壓力,抗拒各種政治經濟的條件為大學設限。

過去兩星期裏,我們看到警方寧願在大學校園向學生開火,也不接受校長和社會人士協商,誓要把所有參與示威的學生和社會人士拘捕,控以最嚴厲的罪名。警方沒可能不知道雙方衝突和圍困校園,除了可能造成嚴重傷亡外,更會破壞大學建築和設施。在中文大學衝突現場,二橋數十米外就是研究生宿舍,催淚煙射入夏鼎基運動場草地,化學物肯定殘留在泥土裏。在理工大學,催淚彈不斷落在平台上,平台是校園所有人必經的通道,現在處處火頭。大學施設是納稅人巨額資助修建的,理工大學未來一年恐怕都無法復課,嚴重阻礙訓練社會各種專業人才,大學國際研究項目被迫中斷。當然,示威者留守有份引致大學損毁,但是平心而論,示威者並無傷害校園成員,更沒有挾持人質,警方根本毋須用大量子彈驅散。倘若警方克制,避免雙方爆發激烈衝突,校園損毁程度肯定有限。根據QS大學排名,理工大學在酒店和娛樂管理全球排名第五,土木和結構工程排名全球第十五,現在恐怕排名會急速下挫,而且大學來年復課和招生都會十分艱難。警方圍攻大學摧毁了社會多年努力建立的珍貴資產。

社會成員責無旁貸

大學作為公共財產,除了警方外,社會其他成員同樣沒有盡責守護大學。就目前的證據來看,在衝突最激烈的星期日晚,理大校長沒有積極去緩解衝突,沒有在現場要求警方克制、和示威者對話,只是發聲明譴責示威者和要求散去外,有消息指校董劉炳章甚至主動要求警方處理示威,此舉等如鼓勵警方武力清場。試問如果理大高層都不主動去守護大學,誰能擔當這重要的角色?面對社會最嚴峻的衝突,隨時流血收場,平日強調反暴力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完全沒有介入協調,整個政府沒有人出來阻止警方摧毁大學這份公共財產,在文明社會裏實在匪而所思!如果星期天當晚警方攻進理工大學,把所有示威者完全拘捕,就必然會平息民憤嗎?1968年法國學生佔領巴黎市中心的巴黎大學標誌性的建築索邦大樓,警察暴力清場,數百人受傷,結果運動迅速升級,幾天內年輕人大規模示威,修築街壘和警方衝突,進一步引致全國大罷工,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1968年日本左翼學生佔據東京大學,警方暴力清場,引發東大安田講堂攻防戰,徹底改變了日本傳統思想,大學應由學者主理,警方不應干預。1969年,日本保守派政府為了加強遏制學生運動,通過大學控制法例,當大學不能終止學生示威時,由文部省直接接管。結果造成左翼學生運動繼續升級,直至1970年,全國162所大學被示威者佔領,不得不停課,激進分子後來運用炸彈發動襲擊,政府原本想維持秩序的目標完全失敗。這些歷史表明,激烈的鎮壓並不能令年輕人服從,反而當政府強硬鎮壓,社會中間派完全放棄紓緩衝突的角色,全社會都要承受代價,大學自然不能倖免。

文明價值的崩塌

外媒近日形容香港「法治社會瀕臨崩潰邊緣」,我認為不僅法治崩潰,而是當政府縱容警察治港時,整個文明社會重視的價值全部崩塌,包括大學這座理性和自由的堡壘。警察不惜一切代價,任由大學損毁,也要制服所有人,包括大學學生和教職員。警察對付人民的行徑,已經是近乎戰爭當中軍隊對付敵人的做法,文明社會頃刻間變成你死我活的戰場。歷史上並非沒有軍隊蹂躪大學,所有比利時魯汶(Leuven)的居民都知道1914年德國違反協議,揮軍闖入比利時,血洗魯汶,200多人被殺,8月25日肆意焚毁魯汶大學圖書館數十萬冊珍貴書籍,當時在歐洲魯汶可說是藏書最為豐富的地方之一。比軍事侵略更醜陋的是為侵略辯護。當時一群講德文為主的知識分子、藝術家和建築師等,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倭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發表宣言支持德軍,把德軍肆意侵略粉飾為保護了魯汶大部分的古蹟,他們聲言不能為了拯救一件藝術品而換來戰敗的惡果。這種邏輯跟警方何其相似,總之不顧破壞一切,必須把示威者徹底擊潰,甚至連審訊判斷有沒有罪也不是最重要,當前急務是用暴力恐嚇和嚴懲他們。由此可見,暴政蔑視知識,鄙棄理性,任何理性思考或程序公義全部變得沒有意義,武力鎮壓是唯一合理合法的管治方式。在這種高壓氣氛下,知識分子要不就是沉默,免招殺身之禍,要不就為暴政辯護,以表效忠。

走向軍政府獨裁

譴責暴力很容易,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贊同暴力對大家無好處。但是在「止暴制亂」的旗幟下,政府任由警察治港,把香港人的生活過濾到只有上班下班和回家,一切商業、娛樂、文化藝術和教育等活動全部被篩走,這豈不反映了另一種軍政府獨裁的暴力?這種暴力細微之至,全面篩選我們的正常生活,任何有可能引致人群眾集表示政治訴求的活動,都被視為危險,應該中止。當安全成為日常問候語,意味着任何地方也是危險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企圖以軍事獨裁鎮壓民眾反抗,有可能會令獨裁成為常態。泰國人必會記起1973年短暫的民主勝利,1976年民主挫敗和獨裁回歸。1973年起,泰國發生大規模民主運動,由左翼學生帶動,要求憲政改革和民主選舉,美軍撤出泰國,更平等的經濟分配,最終民眾成功迫令獨裁者他儂(Thanom Kittikhachorn)下台和流亡,是為民主的勝利。然而,泰國左翼改革勢力和右翼保守勢力對立日趨激烈。在1976年,他儂返回泰國,民眾大規模抗議,佔領曼谷法政大學,右翼政府乘機反撲,派遣軍人、武裝分子和暴徒等數千人圍堵大學,用手榴彈和步槍等致命武器血洗校園,虐打和性侵犯示威者,釀成46人死亡,多人受傷,超過3000人被捕,右翼分子手段之兇殘,史稱法政大學屠殺事件,一直是泰國民主化進程的重大傷口。事後,泰國政府為了平息社會騷動,一方面特赦大量被捕學生,另一方面則堅稱示威者為暴徒,打壓左翼學生運動,結果大量左翼青年繼續追求理想主義,避走森林建立自己的社區,泰國則重返軍事獨裁達十二年之久,直至1988年才全面民主化。

警政取代政治

軍政府獨裁的確馬上平息了民眾反抗,而且令左翼力量從此大受打擊,但是代價極其沉重。著名的泰裔歷史學家Thongchai Winichakul認為1976年的大屠殺源於泰國社會左翼和右翼的對立激進化,政府沒有採取適當的手段調解,反而任由軍方濫用武力,導致整個社會嚴重撕裂,事後亦無公正調查,有份屠殺的軍人肆意掩飾其罪行,泰國王室在當中的責任亦無人追究。大屠殺成為往後20年的社會禁忌,長久以來泰國人無法接受亦無法言說大屠殺的創傷,人們亦無法評價1973年至1976年間左翼爭取民主的路線是否值得繼承。換言之,暴力鎮壓不但消滅了改革派青年的生存空間,同時摧毁了民主化所需要的理性辯論,探索不同路線的公共空間,軍事獨裁長遠而言令公民社會窒息。如果政府繼續任由警方獨裁,香港由開放多元的社會,不斷倒退至警政取代政治,只剩下服從當權者利益的單一生活方式。

也許從警方的角度來看,摧毁了一所大學,只要政府撥款,不久便可以復修。但是,當大學以安全為由持續停課,教師和學生都無法在正常的渠道來學習,大學無法舉辦各種學術文化的活動,以理性態度探討社會的重大爭議,整個社會都會損失珍貴的思考空間。更甚者,學者將會愈來愈擔憂學術活動觸碰到敏感話題,長遠而言大學會丟失捍衛真理的精神。警方獨裁管治,視一切公共空間為其「執法」的場所,法律淪為其製造恐懼的工具,不再保障市民自由行動的空間。正如德里達說,無條件的大學並不存在,大學總是受到當權者和經濟壓力而變得有條件。要守護大學,除了用肉身阻擋子彈之外,還需要極其嚴肅的態度,堅持講出真相,重建大學為異議的場所,偵察社會的問題,為黑暗的未來預警。

文//劉況

編輯//陳志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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