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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守着大學的界線

【明報專訊】中大一戰,不只震驚全城,還嚇壞全球。

在許多人的直覺裏,世界上有些界線跟中港司法防火牆同等重要,例如大學與政權之間的界線。防暴警察隨便開進大學,抓人兼放催淚彈,在有權用盡的當下,當然是「合法」的,法庭更表示無批出禁制令之理。但是,火光熊熊、白煙處處的景象,再加上學生自己焚燒雜物造成的濃厚黑煙,令人覺得執政者狂妄至要攻擊校園,警管大學,迫害社會棟樑。即使那道二號橋是政府用地又如何?界線問題,涉及的是集體的共識、期望、習慣及感覺,遠超過文字上的法律,是深刻的政治問題。

界線是維持社會動態平衡的核心,當各自守着自己的空間,秩序不需費力去維護。失去了界線,費再多的公權力與資源,也難復和平。過去幾個月,衝擊不斷升級的推力是什麼?就是各方都跨越界線。部分抗爭者固然跨過重重界線,既觸碰多條法律界線,也踏進不少禁區,例如立法會、各區警局、警察宿舍、商場,把抗爭帶進社區。任何抗爭者都想把社會張力公開化,跨界幾乎就是抗爭的代名詞,分別只是程度而已。但更令人震驚的,是守護界線的警察,除了暴力行為,在過去幾個月來衝破一道又一道的界線,對所謂「止暴制亂」毫無用處,更兼火上加油。

守護界線的警察 衝破一道道界線

例如,「自由hi」這句趣怪髒話兼潮語成為抗爭者的自我標籤,其出處就是一個界線故事。6月12日,防暴警察追逐示威者到了商場門外,一名憤怒的警察滿口污語,大罵躲在商場裏的示威者,稱呼他們為「自由hi」。當時防暴警停在門外,聲嘶力竭叫示威者出來,其實是面對着界線的歇斯底里。大概當時警察還害怕這條界線,商場內是消費場所,警民衝突應該在街頭,他們也感覺到,界線崩潰,後果難料。面對那道一推即開的玻璃門,當時防暴警察直覺上也知所進退,不越雷池半步。但約一個月後,警察便不假思索地衝進各大小商場,例如新城市廣場一役,這肯定是指揮官以為,制亂不得不打破這道界線,不過,卻造成連番打鬥及受傷,越界行為與暴力都在升級。

誰都會說,香港崇尚法治,人們卻少留意這個城市日常的界線。就以大學為例,教育局隔着教資會、大學校董會,極為間接地束縛着大學運作;梁美芬卻在立法會逼着楊潤雄去管好大學,明顯是有失分寸,這位中大畢業生實在有辱師門。一直以來,就算是校董會主席,也只能跟其他校董一起監管校長,不能插手大學日常運作。我記得,多年前陳智思快要卸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時,打破慣例(至少我在大學裏十幾年沒有遇過),直接拜會各系所,但也小心謹慎,事先跟校長打個招呼,他在大家面前說話也很得體,避免成為人家話柄。

大學選址 存政治考量

再回看中文大學,我一直有個疑問,六十年代港英政府選址時,是否有政治考量,特意要把它放在遠離市中心的沙田馬料水?我一直期待有學者挖掘檔案來研究一下。當時中大的交通比今天差遠了,那條鐵路還是二十世紀初的廣九鐵路,不要說還未有先進地鐵系統,連我讀書時的「電氣化火車」也沒有。事後看來,把三家民間專上院校的學生(後來才陸續增加)區隔在這山頭上,的確有一定政治作用,減少他們與其他院校串連,尤其是火紅年代學生運動的聲勢。情况有點像1969年法國政府把激進的學生及學者,置放在巴黎北郊的巴黎第八大學,遠離1968年市中心(例如拉丁區)的學運現場。另一個案例是位於北京市中心西北邊的海淀區,重點大學林立,曾是1989年北京學運興起的重要社會空間原因,當年許多學生就是步行或踏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

不過,無論港英或特區政府,都沒有進一步提防學生作反,反而無意間把城市的弱點暴露在大學面前,卻一直相安無事。我在中大讀書時的八十年代,吐露港公路與校園還算是有相當區隔,現在吐露港公路與東鐵竟然可以在一道二號橋之下,不遠處是研究生宿舍(我們讀書時的研宿在更遠的地方)靠着海邊,成了一個咬住交通要道的關隘,比它更險的只有紅磡海底隧道旁的理工大學。親北京陣營裏的好事者,大概又可以怪責是港英當年的陰謀詭計。

只要跟2003年開始興建的廣州大學城做一個比較便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專權心思要細密得多,直透空間規劃,也許是因為經歷了北京學運的原因。廣州大學城位於廣州市南邊番禺區的小谷圍島。我2004年第一次去參觀時,已覺得整個空間有點不太對勁。島的四周被江河圍繞(有渡輪),往市區有三條幹道,除了地鐵(過幾年後會再加上輕軌)外,就是位於東北及西南的快速公路,而且都是非常高的架空公路。即使學生鬧事,難以爬上幹道堵塞廣州附近的交通,反過來,無論是區位及整個設計,都很容易讓當局有效地把13所高校近20萬學生困在小島上,不讓他們「蔓延」到市中心。

棄守非敗績 不流血是萬幸

相較闖入商場、私人屋苑等,暫時來說,香港警察面對大學,雖有莽撞,但也有節制。總警司謝振中表示「選擇不會正面和他們(示威者)衝突」,難道警察會不知道學生在校園製作武器?細心思量當可猜到,即使是警隊鷹派,很可能也只在尋找進入校園的更大正當性,不敢輕舉妄動。所以,如果學生真想保衛校園,就先不要自己把校園變成戰場;學生直接在校門口投擲物品堵路,只收一時之效,卻為警察長驅直進提供方便理由。至於拉弓射箭,可能很型,真有點《飢餓遊戲》的味道,但既傷不了全副武裝的警察,卻給對方製造了更大的鎮暴口實。

前線抗爭者可能認為,棄守中大是為敗績。但是,如流水般的行動如何守着一個山頭? 長期守着一個地方,需要的是靜態的管理協作,而非激烈的戰意。事後看到一篇反省文章指出:「無大台」又如何長期佔領?段校長指出中大在「佔領期間」的亂象,應有一定事實根據,並非純粹叫人散水的詭計。中大校園能避免更大流血衝突,其實是萬幸,也是各參與者理智決定的成果。

大學不該變戰場 應作社運中途站

社會運動研究裏有一個概念叫「中途站」(half-way house),即群眾除了需要動員場所及運動組織外,需要一些並不完全暴露在前線的團體、社區及社群,大學就是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中途站,它不在政治及運動之外,但不該是埋身肉搏的戰場。作為中途站,它既是學習批判思維、思想互相激蕩的地方,也是冷靜討論、共同商討的園地,讓行動者稍作休息。任何運動都需要有進有退,有前線有後方。上周二晚中大人蜂擁而至,場面令人感動,我相信,為的就是要守護大學這份價值,也是共同體生命的一道重要界線,望諸君在這一點上都能有共識。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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