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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光復與革命——阿倫特的啟示

【明報專訊】60公里人鏈,近200萬人無懼暴雨的「流水式集會」,從未歇止的抗議衝突、受傷被捕,延續着兩個多月來民眾所堅持的五大訴求。林鄭月娥政權的回應卻仍言不及義:搞一個弄虛作假的「對話平台」,再加上部分行會成員的A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建議,還有涉嫌警黑再次合作的「群眾打鬥」、「開槍鎮暴」戲碼。政權建制不斷做這些「九唔搭八」的事情,實際效果是掩蓋或置換真正的問題,讓矛盾不斷積累、社會持續撕裂、警民仇恨加深,進一步把香港推向萬丈深淵的邊緣。看來,掌權者才是貨真價實、一意孤行的「我要攬炒」派。

林鄭用來騙人的「對話平台」,早有前科。如果認真想「與不同階層、政治立場及背景的人溝通」,除了每天都能夠接觸的中央和建制陣營的指示和意見外,系統和仔細地閱讀與聆聽連登、民間記者會、各媒體的深度報道和評論分析、大學生中學生家長和專業社群等的集會聲明聯署,恐怕遠勝於舉辦幾場「大龍鳳」——與一堆被選中的「有心人」各自表述的「會面」。

同理,1995年成立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由16位獨立人士組成,聽取了2萬多名證人的陳述,讓受害者於種族隔離政策下的傷害與屈辱得以被公眾聆聽;也為傷害了人民的軍警,提供一個向受害者或其家屬道歉的機會,請求寬恕。然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前提,是直面「真相」:執政白人政權以行動承認錯誤,於1990年釋放曼德拉,再於1991年取消種族隔離政策,然後推行真普選,讓南非國民大會於1994年當選執政。

以此作為參照,回到香港當下的社會處境,就是政府必須首先正面回應民眾的五大訴求。缺乏這個前提,所謂「和解」,只能是A貨。

政權不斷做於事無補、火上加油的事情,除了戀棧個人或黨派權位利益、缺乏直面真相的勇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外,與他們錯誤地理解民眾抗爭的性質也有關係。隨着極權邏輯的擴散,中港兩地的當權者愈來愈缺學無思,無意也無力辨識不同立場的聲音,也聽不到良心的說話。一看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只能聯想推翻政府、取而代之的奪權遊戲,反映的只能是智性貧乏、心胸狹隘、權慾薰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識見。

糅合光復與創新的革命

在《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書中,阿倫特(Hannah Arendt)考察了「革命」(revolution)的詞源,指出「革命」原初是天文學的一個用語,意指周期性的天體循環,蘊含了無可避免、周而復始之義。17世紀被引伸至政治範疇,「革命」所指的是回歸原先秩序、重返既有軌道,也就是恢復過去的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就像英國的「光榮革命」所追求的復辟。

然而,18世紀的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為這源自天文學的舊詞,添上現代的色彩。阿倫特指出,18世紀歐美的兩次影響深遠的革命事件,把「革命」的意涵從「光復」延展至「公共自由」與「新的開端」。當中,她尤其推崇美國革命,因為,相對於法國革命者囿於為民眾解除貧困的壓迫,最終迷失於推翻暴政、取而代之的奪權循環,因而遺失了「自由精神」這革命的珍寶,美國革命者更着意於公共政治的平等參與,建立能夠保衛「自由」行動的政治組織、制度和空間。

儘管「革命」一詞,經常與叛變、奪權等連繫,但阿倫特另覓蹊徑,提出「革命」的目的,並不在於推翻暴政、取而代之,也不止於保障公民權利的「解放」,而是為了爭取公共的自由,以至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革命的歷程,也就是一次自由和平等地參與公共事務或政治行動的體驗,從中領受民眾共同打造歷史「新開端」的洗禮;而「革命精神」,也就是自由與創世的精神。

參照古希臘城邦的自治傳統,阿倫特所指的「自由」,是一種建基於平等的公共政治參與權利、意志、能力和行動,前提是讓所有公民,不論身分地位,都可以免於恐懼、免於飢餓地進入公共領域、介入社會事務。對阿倫特來說,革命所指向的自由,是一種公共參政的自由,前提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y),「無統治與被統治之分」。她引用古希臘的觀念,指出人只有投身公共政治行動,走進平等的民眾之中,才能使自己獲得自由。因為,體現公共自由的政治活動(或行動),需要眾數和多樣的人見證、評斷和記念,才算是確實發生。

換句話說,一個自由人的公共生活,需要他人在場,而建立和保衛一個讓人們能夠走在一起、平等互動的政治空間,如集會、遊行、人民議會,是自由的必要條件。相反,嘗試用暴力、恐嚇、羞辱去破壞這些必要條件,阻止民眾參與集會、遊行、人民議會等公共行動,不論目的是為了政黨私利、安定繁榮或扶貧濟困,就等同背叛革命、離棄自由。

換句話說,阿倫特對革命的理解,超越了旨在推翻暴政、解除枷鎖的「叛亂」與「解放」等意象。她認為,「沒有什麼比叛亂與解放更徒勞無益了,除非隨後能有一部體現新爭取來的自由的憲法」(there is nothing more futile than rebellion and liberation unless they are follow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newly won freedom;p.133,中文版第125頁)。「叛亂」是為了推翻暴政,「解放」是為了廢除壓迫,但現代的革命,則旨在建立一種能夠保障自由的制度或公共空間。推翻暴政不必然有助建立公共自由,廢除壓迫則只是平等參政的前提。

也就是說,「叛亂」後亦可重複不民主的操作,「解放」只是自由的必須而非充分的條件:「解放」了的民眾,所獲得的是一種「消極的自由」,也就是廢除壓迫後生活的可能性的拓展,但與古希臘城邦式的「積極自由」,即作為公民平等和自主地參與公共政治,仍有一段距離,為此需要建造一種全新的組織、制度和公共空間,例如美國革命者Thomas Jefferson構想的「初級共和國」(elementary republic),包括地區或街道的人民議會;又或俄國革命時期的「蘇維埃」(soviet);又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這些組織、制度或公共空間的共同性,是取消各種體制上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保障每個公民都能夠直接和平等地介入公共事務、參與集體決策,同時又確保多元的意見被充分尊重,不會強求全體的一致性而壓抑差異。

如果革命的目標是自由,革命的過程本身也得讓參與者體現自由,那麼建立和激活一種新的政治空間、實踐及保衛公共參與的平等性和多樣性,就是革命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讓參與政治行動變得自主多元,不同的意見獲得充分的尊重,行動者經歷創新開端的喜悅,這樣才能克服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場有意義的革命。

革命意味跳出舊框、開創新局,同時又希望建立穩定與持久的組織、制度或公共空間,以保障公共自由。表面看來,好像有點自相矛盾,就像「革命」原初的「光復」意涵,與18世紀後的創新與自由之義,也顯得格格不入。面對這表面上對立和矛盾的選項,阿倫特提出了一種富有洞見的視野,嘗試結合創新與光復:革命既是創新,也是回復古希臘城邦平等自由的公民參政空間、積極投入公共事務的精神;既是在行動中開創新的事物和經驗,但同時也旨在建立能夠保障自由的恆久制度。

如何光復革命的珍寶

如果革命只剩下奪權和暴力,那麼1776、1789、1911、1917、1949,還有紀念之必要嗎?相反,倘若革命是為了建立和保障公共自由,同時激活一種開創新事物的經歷與精神,那麼如何留下及延續這些歷史的珍寶,就十分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阿倫特認為,「當革命精神無法找到與之相適應的制度時」(頁262),這留給我們的珍寶,就容易消失散落;又如果我們無法找到合適的語言,表述以至保存革命的公共政治意涵,扣連開創與光復、平等與自由,那麼就會重複各種既有對革命的誤解。可能的結果是:以高舉自由、平等、博愛廣為人知的法國大革命,在公共記憶中只留下推翻專政、暴力奪權、恐怖統治,以致於鞏固一種革命必然失敗的歷史宿命論;而美國革命,則由於缺乏合適的概念,珍貴的革命精神——公共自由與創世經歷——也長久被遺忘,以致於在當代美國,也愈來愈把政治行動或參與公共事務視為負擔,剩下代議政制下的「消極自由」,甚至倒退至私人生活的「安定繁榮」中,頹廢老去。

對阿倫特來說,尋找適當的政治語言和理論概念,建立一種持久的平等制度與公共空間,才有可能保留革命精神這歷史珍寶。只有在投身於由抗拒暴政和解放壓迫所觸發的革命中,經歷參與公共政治的創新行動,與他人一起共同體驗自由的快樂,才有可能激活和守住這些珍寶。而如何於日常生活中維持革命的精神、建立平等和自由的公共空間,也許是所有希望光復過去珍貴的歷史寶藏,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這種糅合了光復與革命的洞見,是否有助我們重新反思和開拓「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的意涵?或進一步釐清五大訴求的終極目標?以至更準確地評核這場運動的成效?

(反修例之十三)

文//許寶強

編輯//楊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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