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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哈囉緊急法,再見殖民地

【明報專訊】8月30日,警察突然高調地大肆搜捕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反對派人士,而一些建制派核心人物,也四出在公共場合,揚言政府正積極考慮引用《緊急情况規例條例》(「緊急法」),以遏止「逆權運動」的抗爭。該條條例制訂於1922年,給予當時殖民地總督會同行政局,可以訂立任何他們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權限極大,該法在香港歷史上亦多番引用。可是,不少法律界人士也指出,今日的特首並沒有權力引用此法。因為《基本法》並無授予特首這項權力,而且基本法第18條對於誰人有權宣布「緊急狀態」根本另有規定。如果特首貿然引用「緊急法」就是違憲。

之所以出現這種荒謬的情况,很明顯就是因為緊急法所賦予的權力,是產生於殖民時期,屬於一個英國外派在香港的殖民總督。但理論上,基本法是為了終結殖民統治而設,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只能是「主權者」的代表,即「人大常委」,更列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生效。基本法和緊急法兩者背後的設定是互相矛盾的。按常理,由於基本法具凌駕性,所以緊急法應予廢除。

昔受緊急法打壓 左派今大敲邊鼓

但事實是,在1997年之前,中英雙方由於無法達成「直通車」安排,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大量法律「適應化」的工作,只是由一班中方委任的「臨立會議員」在短時間內草草處理。本來在港英時代末屆立法局已經修改得較符合人權法原則的「公安法」被「還原」不在話下,就連緊急法這種粗暴地出於殖民統治需要的法例,都只是把「總督會同行政局」改為「特首會同行政會議」。

這充分的說明了,特區政府的體制根本上就是一個「未經徹底解除殖民狀態」這事實,在特區成立的當日已經注定。而接收香港這塊殖民地的中國,並沒有把香港解除殖民體制(「去殖」)作為最首要的任務,反而是竭力保留像緊急法這些殖民者權力,那怕在新的基本法架構下安排的好像是另一套。

曾經身受殖民緊急法所打擊的人,不少是當年高舉反帝反殖大旗的「左派分子」,不過今天的譚耀宗及吳秋北等,卻為實施緊急法的傳聞大敲邊鼓,聲聲「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對此,不少人感到非常諷刺。

反殖民者繼承殖民治術

筆者想起了非洲肯尼亞的文學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ũgĩ wa Thiong'o)出版於1978年的一本書《扣押:一個作家的獄中雜記》(Detained: A Writer's Prison Diary)。恩古吉出身於肯尼亞一個僱農家庭,他的家人因參與反英殖的「茅茅起義」(Mau-mau Uprising, 1956-60)而受迫害,一個兄弟身死,母親更曾被酷刑折磨,而他則逃過劫難,還有幸繼續升學。但在肯尼亞獨立後14年(1977年),他卻因為寫了一本書而開罪了當權的政治強人肯雅塔(Kenyatta),被政府扣押和拷打,不經法庭審訊而被關了一年。

《扣押》這本書的原稿是寫在獄中的廁紙上,作者記錄了一個有趣的場景:

獄卒問教授「很晚了,還不睡,你在幹什麼?」恩古吉答:「我在寫信給甘耶達,那個以前也在這裏被關押的人……」獄卒回話說「那是殖民時代的事了」。恩古吉接着和獄卒解說,甘耶達是從英國人那裏學懂如何把肯尼亞人關進大牢的,他自己被扣押這件事,其實是一件新殖民的事。

恩古吉在獄中的反思,讓他了解到「茅茅起義」並沒有讓殖民狀態真的終結,因為參加起義的人,例如領袖甘耶達等,只是繼承了殖民者的權力和他們的殖民治術,內心卻從未解殖,他們其實只是繼續搬演「心智上的殖民主義」(mental colonialism)。他認為,那些新的肯尼亞統治階級在殖民時期已經給殖民主義社教化,將法律視作宰制的工具,而非用來限制政府權力。而殖民時期法律制度留下的遺緒,其實是一個威權管治的模式,後殖民時代的管治精英,大都把這套稍加改換便照單全收。他們從殖民者那裏承傳了各種「非常手段」,例如所謂「防治性扣押」(preventive detention)、「遊蕩罪」等手段,用從前殖民者對付土著的手段來鎮壓異見者。

殖民者「恐懼儀式」逼人閉嘴

最為令人矚目的是殖民者用以鎮壓土著起義時所用的「恐懼文化」(或者「令殘暴合法化」的文化,culture of legalized brutality),也依樣畫葫蘆地為獨立後的肯尼亞政府所用,以鎮壓任何反對派。一方面,他們會以「非常」時期為名義,運用「法外」(extralegal)手段,把人們關押在隱蔽的地方,令他們失去法律的支援和保護;但一方面,有時也會把扣押過程作公開的搬演,成為一個展示權力的「秀」 ,目的是在公眾中間製造恐慌和對權力的敬畏。例如,恩古吉訴說自己被捕的時候,警察就做了一場「大龍鳳」,配備了機關槍和來福槍的守衛,深夜時分乘大車而來,亮着大燈及響着警號,要把所有鄰居都吵醒,為的只是抓一個文弱書生。他認為,這些動作都是一種「恐懼的儀式」(ritual of fear),逼人閉上嘴巴。

由黃之鋒、周庭、陳浩天……到譚文豪這個大抓捕的拼盤,我們所見的其實也是同一個儀式!

22年前那群在臨時立法會登台的未來建制精英,主理着如何把主權治權由英國人手上轉移到中國人手上,他們像搶救瀕危的珍藏一樣,把殖民年代的緊急法改了幾個字就保存下來,深恐失去了它們,將來特區政府的權力就會被削弱,也說明了他們也認為管治香港的有效方法,不離這種無邊無際的殖民暴力。

另一位研究殖民法權問題的喀麥隆歷史學者阿席勒•艾穆班布(Achille Mbembe)就更在他的著作《論後殖民地》(On the Postcolony)一書,定義何謂「殖民主權」(colonial sovereignty)。他說,所謂殖民主權是建基於一種獨特的想像之上,他稱之為「誡律體制」(commandement),也就是把法律(law)與無法(lawlessness)結合起來。首先是暴力的征服成為法律的基礎,正當性是建立在力量之上而非傳統、同意或共同利益之上。殖民政體也就不是基於什麼「社會契約」。在征服之上所建立的一切政府、經濟或宗教組織則被稱為「文明」。殖民計劃於是被冠名為開發蠻夷的「文明使命」。

近代歐陸政治哲學的主權觀念,是由個人追求自由的自然權利發展出來的。但殖民地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在殖民地上,首先是以土著是否習得服從和紀律來作為法治的前提,於是,在殖民地,維持紀律的法外暴力才是法治的真正基石。所以,對殖民地來說,所謂「緊急情况」其實一點也不「緊急」,因為殖民體制本身就是一個異於歐陸母國的「例外體制」(regime of exception)。

法家手段千年傳承 威嚇百姓駕輕就熟

上述後殖民研究者的說法,其實可以引伸到一個普遍的帝國主義法律理論之下,作為案例。事實上,中國人所講的「法」,更多地可以追索到「法家 」那種結合治術與運用權謀的統治哲學。中國「以法治國」亦與歐陸的近代「法治」背道而馳。要他們結合所謂合法與無法、法外,以至非法的手段,使被統治者屈從、順服,演出要人「恐懼的儀式」,實在有千年傳承,駕輕就熟。因為,帝國的實質就是一再去重演殖民權力的戲碼,香港——自始至終,都是上演這種戲碼的舞台。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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