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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達人許樹昌 地鐵不應放催淚彈,倘說這個的自由都沒有……

【明報專訊】查看電郵信息,這次訪問地址是「威爾斯親王醫院呂志和臨牀醫學大樓九樓」。要到達醫學大樓,入醫院後還有點路程,通過長走廊,是排列六七塊貼滿便利貼的告示版,「不再是黃藍之分/是有否良知之別」;一路往深處尋到大樓,逐個辨認辦公室門外的名牌,「許樹昌醫生」,是這裏了。職員按密碼打開門,許醫生站起來,在粉紅恤衫外披上白袍。近日新聞裏,「警葵芳站射催淚彈 呼吸科權威:密閉空間勿放」、「醫生:高濃度催淚氣攻室內可致命」、「警高處射催淚彈 學者:衝力可致命」……權威、醫生、學者,都是他,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主任許樹昌。醫生的辦公桌上,疊着一堆記者卡片,現在又加上我的一張。

了解TG,比沙士易好多

「以往在香港,沒什麼人留意催淚彈。1994年,越南難民在白石營發生騷亂,當年威爾斯的同事有份處理,警方用了不少催淚彈,醫生對症狀做研究,發覺184位難民之中,52%的人燒傷,38%人咳嗽,29%人頭痛,21%人之後有氣喘;19%人胸口痛,因為咳得太厲害;另外15%喉嚨痛,還有些人咳血。這個研究算是早期的香港催淚彈處理經驗。」他手持一份簡報列印本,沉穩聲線不徐不疾地說着文獻資料。8月21日,他在醫院講堂主持一場講座,定下主題:「接觸催淚彈及胡椒噴霧對健康的影響」。

原為六年級醫科生準備的講座,通告向外流出,把200人的場地改為380人的講堂,仍有不少觀眾需站着聽,許樹昌在第二張slide就強調一點,Not a political forum,「不希望這個醫學教育講座變了政治事件叫口號,結果沒有,除了印度醫生問一條政治問題」,那位醫生質問,眼見催淚彈所造成的傷害,香港的醫科專業人士何以不發聲?許醫生笑幾聲回想,「沒人敢答。」他當場回答,「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流感、禽流感、沙士,1998年從澳洲回流,許樹昌的從醫之路扣連着香港很多關鍵時刻,與香港人同呼同吸。2003年,威院8A病房是他的戰場,第一批沙士患者很多是醫護同事,他們染病留院,已與外界、家人隔離整個星期,焦躁無比,他就算被罵仍鎮定安撫病人。如今他的專業又發揮重要作用了,趁講座輪到呼吸科主持,他定下認為醫護此時值得認識的題目。「了解催淚彈的資訊,比起當年沙士易好多,因為沙士全球第一次出現,完全沒線索,是摸着石頭過河。今次我在文獻看到資料,外國有經驗,知道會出現什麼症狀。都一樣,由唔識學到識。」

解山埃之謎

警方8月初在葵芳站施放催淚彈,他立即明確告訴來請教的記者,催淚氣攻入室內可致死,翌日重開地鐵站並不恰當,應全面清潔才開放。早在6月尾有前線記者表示吸入催淚煙會咳嗽氣喘,他便開始研究文獻,以知識回應社會關於過期催淚彈、山埃、後遺症等憂慮。「有人引委內瑞拉學者指過期催淚彈可釋出山埃,我強調那是出自2017年西班牙報紙的訪問,未有醫學文獻列出數據。醫學界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有醫學文獻參考,才會確實是否有這樣的問題。」他找到2010年美國軍方一份實驗研究,以不同溫度引爆催淚彈,「攝氏150℃釋出兩種副產品,275℃至300℃有超過10種,其中一種釋放會出現山埃」。所以比起過期這個因素,關於溫度有更確切的結論。再審視衝突現場火頭處處的情况,「如果催淚彈在火堆內爆,高溫可以釋出山埃。」

「不需要做攻擊性的批評,客觀提出案例,讓普羅大眾聽得明,這就是公共衛生應該做到的。」他像是袋裏有很多錦囊的精靈,記者有查詢,他立時就可掏出清楚易明的答案來說明。關於現場驗山埃,「普通儀器應該驗不到,facebook有人吹水要量幾多ppm(parts per million),單位已經錯,因為山埃的單位是每立方米有多少微克(mg/m3),是蘋果跟橙的分別。在現場採樣的話,我相信有適當儀器可以做到,要由生物化學專家來做」。

關於在示威現場沾過催淚氣、或氣體從街道攻上民居如何清理,他說可用番梘水清潔身體和衣服,不過如果催淚彈拋進室內,「窗簾布、毛布公仔、絨布梳化,全部都報銷,清潔不到。」關於多番落場的記者和示威者有什麼容易忽略,他提醒中了催淚煙勿吞口水,有機會嘔吐、肚瀉;衣服若嚴重受污染,回家後千萬別往上脫衣,要上而下剪破衣服丟掉。

不放棄 不恐慌 做到陪伴

催淚彈和沙士,都在社會造成廣泛健康問題,平民擔憂不安。此時坐下來見醫生,記者藉比較兩件與呼吸科相關的社會大事來問診。許醫生答「都好大分別」,「沙士就像在社區把炸彈拿進醫院,在裏面引爆,因為病人頭幾日症狀輕微,病毒量到第十天才達最高峰,然後有免疫風暴,所以沙士病人是第二個星期才惡化,會呼吸衰竭,醫護人員近距離接近他們,連他們也中招」。作為醫生,在病房裏如軍人打仗,「我們對付不知名的病毒,幾危險都要入場,不可以因為危險走咗去。」面對大型疫症,醫人也要醫心,他早上7時巡房,中午再巡,晚上11時巡最後一次,「讓病人好夜看見我,第二朝好快又見我出現,我要做到陪伴,而不是放棄他們」。

照顧第一批病患壓力最大,染病的很多是同事,在首星期病情稍有好轉,病牀上的醫護急躁想要出院,「被他們罵都不可以失控發火,一失控他就會對你失去信心。要告訴他,事實上這是一個全新疫症,內地有病症之後會惡化,到時可能會感染家人」。果然到第二星期,情况嚴重至4人當中便有一人入ICU,「有些病人上午巡房時沒事,下午突然呼吸衰竭進ICU,隔籬牀的同事見到就很害怕」。他對疫症亦所知不詳,但知道自己絕對不能慌,「幸好部分人入去聞了一陣氧氣、插一輪喉,或給些類固醇,又即刻冇事出番來」,「那我便要向他們傳正面的信息:落去只不過是穩陣些,萬一要插喉,也能在安全的地方插喉,不會在病房突然很緊急地做。最重要是不令他們恐慌」。

許樹昌從處理傳染病經驗,了解到大眾心理,「他們會恐慌。心理因素永遠最難醫,藥物可以解決的問題是最容易。」群眾對催淚彈了解不深,亦出現疑慮與傳言,「催淚煙重過空氣,放完兩三日之間傳媒亦拍到殘留粉末,但現在已事隔多天,既有市民自發用番梘水抹,太古站亦更換了冷氣濾網,應該不用擔心,卻仍引起了一些市民的心理恐慌。當你在不恰當的情况發放催淚彈,對群眾的影響就不單是即時。」他深入爬梳文獻,以專業知識回應。吸入催淚氣有沒有後遺症?「文獻告訴我們主要是短暫的問題,整體來說極少人有長遠後遺症。」催淚彈會致癌?「暫時數據看不到,所以公眾不用太恐慌。」長期吸入催淚氣有什麼影響?過期催淚彈會不會釋出有毒氣體?他就指出暫未有足夠資料,是值得跟進研究的方向。

嘆病人不敢來醫院 難直接幫

沙士在醫院打仗,風險由醫生一力承擔。「但今次催淚彈是普羅大眾都受影響,香港人煙稠密,好多時近民居施放,在地鐵發射也波及普通市民、地鐵職員、舖頭店員,對社區影響很大。」眼前呼吸科專家說到這裏,唞啖大氣:「始終現在唔知會搞成點,最後都希望政治解決到這個問題」,「6月9日到現在,每晚看新聞直播都唔開心。將警察和市民放在對立面,歸根到底是政治問題,應該是政府用政治方法來解決。」他說早幾晚沒放催淚彈,「個人鬆咗好多,但好似昨晚那樣(8月25日荃葵青遊行),又試唔知點算。」醫生,是否你都感覺無能為力?「也是,今次都係難搞。如果是沙士,社區收進來,我們會孭上責任,可以盡量處理;但現在社區中了招的病人不敢來醫管局的醫院,我們直接幫他不到,只能在普通科醫生電郵或找人幫手問如何處理時,間接提供專業意見去幫。」

「若說譴責,不如說數據」

「比起處理真正的疫症,這次有它的難處,因為多了很多政治因素。」他數算從醫經歷,2003年沙士、2004年與袁國勇代表世衛到越南視察禽流感、2015年到韓國考察新沙士疫情,「這些很容易去做,因為有個官方的身分,可以入場看,看完寫報告給建議,是沒有掣肘之下去做。但今次是政治事件引發出來的問題,我們有很多因素控制不到,如病人對制度的信心,因怕泄露資料不敢求醫。」

韓國一行,他提及曾收到當地傳媒電郵,「有些傳媒希望引導我們說些評論,攻擊當時的政府,這我不會答。從醫學角度做評論,根據的是事實。病牀太過迫、病人會亂轉院、容許家人陪過夜,令病房更擠迫,這些事實我們可以說」。他面前的記者,正打算追問講座上關於醫學權威發聲的問題:如果認為警察放催淚彈的做法不恰當,何以不譴責?「若說譴責,不如簡單用數據告訴你這是不恰當,好過用這個詞,我原意是告訴你客觀事實,反而易接受。」

「我說的,就是我應該說的。」他在講座展示敘利亞催淚彈打中頭致死個案的X光片、越南難民燒傷的傷痕,提及文獻記載的長遠後遺症,有人因接觸催淚氣增加患青光眼的機會,亦有人患上哮喘、皮膚炎;反駁警方形容港鐵站是「半開放式」地方,指出中東巴林有在室內放催淚彈致死的個案,評論警方做法不當。他甚至認為,有應說的話,絕不能遲說。「如果不在適當時候做一個回應,可能對事情沒有幫助,3個月後可能好多個地鐵站會放催淚彈也不定」。

對外婆的情 對香港的情

白袍加身,許醫生受訪態度慎重,很難聽到一個半個帶感情色彩的詞,即使談及他當初選擇呼吸科的緣由:「那時在澳洲考完內科院士,有好多選擇,心臟科、腎科、呼吸科、腦神經科……我就對呼吸科有興趣。」為什麼有興趣?經常受訪的他對醫學知識解答充分,對道來自己的故事倒不主動,追問後坦然說:「哦,我外婆是因哮喘而逝的,她臨終前進出廣華幾次,常聽到她在夜晚的扯蝦聲,好辛苦。」90年代尾回流,「那時我在澳洲已是顧問級,回來主要是照顧父母。始終在香港大,對香港都有份感情,後來大學(中大醫學院)有個位,機緣巧合就回來了」。

如要「腦補」醫生的語氣,大概跟他剛才「看診式」答問,「什麼人最易受催淚煙刺激?要看你本身有沒有長期的呼吸道問題,例如你有鼻敏感,反應就會勁些,因為本身鼻敏感已是在發炎,再受氣體刺激,就更多鼻水……」那種耐心講解聽來沒兩樣。記者也學着理性語氣問感性問題:醫生,當初你選擇回港,又陪伴香港人打過沙士的仗,直至現在,那麼你如何看香港的未來?

醫學研究需要言論自由

他深吸一口氣,說:「那時回港,是因為回歸後沒什麼大轉變,好大自由度,我希望可以維持到,起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是基本的,希望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仍然會有。這是香港回歸前就有的。」其實醫生專注病情,與有沒有言論自由也無多大關係?「都唔係嘅。做研究也要有自由度才會做得好;研究的討論過程也需要自由度;發表呼籲也要有自由才做到。我們覺得在地鐵不適宜放催淚彈,如果連這個自由度都沒有,便無意思。」一句「室內放催淚彈可致死」,他坦白「都要有點勇氣去說」。「幸好除了我講,香港的化學組織、聯合國都有發聲明及譴責。」愛丁堡廣場醫護集會、10幾間公院午間靜坐,他都在場。「大是大非的情况下,也要做一個正面的支持。」

訪問翌日,許醫生要離港到新加坡,參加3年一度的國際流感會議。此時他掃掃桌上卡片念念有詞,待會要回覆哪家傳媒、哪個訪問恐怕來不及做了。我說,也沒想過晚上10時多傳出的約訪電郵,會在凌晨2時收到答覆,「既然未睡便覆,你這麼夜傳來,我猜你應該希望早點做到訪問吧」,結果他在離港前夕還加插這幾小時的行程。甫走出醫院,他已傳來電郵告知手機號碼,以備有什麼問題可跟進,還隨即細心傳來短訊確認。

「我們如何醫人會搞得掂,但到政治層面,真的可以說缺乏智慧,只可在醫學角度去做呼籲,這也是我唯一可以做到的。」他在訪問裏說。

偶爾幾個時刻,醫生在理智談吐以外會突然笑得純真,其中一次,是談沙士經歷教他「不能情緒化」,至於內裏心情是怎樣呢?「當年沈(祖堯)教授有個好好的比喻,我們醫生就像塘裏游水的鴨,上面游得好優雅,其實下面亂咁踢。哈哈哈哈哈﹗」

文//曾曉玲

圖 // 蘇智鑫

編輯 // 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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