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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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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陳麗娟:失魂的城,流離的詩

【明報專訊】上一次與詩人陳麗娟坐下交談,是很多年前的台北炎夏。那年,陳麗娟是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駐村作家,閒來相聚,談寫作,也談異地生活上的各種好與壞。記得她說話很快,而且歡樂詼諧。多年之後,又逢毒熱夏天,再跟陳麗娟相約訪談,卻是因為她即將出一趟遠門,成為今年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香港代表作家。談起近况,語速依然沒慢下來,稍不同的是,很多年前,我們的話題總是帶點文藝腔,從香港這個商業小島憧憬外國的遼闊風光,但今日,讓我們掛在心頭的剛好相反,是到底如何跟異地朋友解釋眼下失魂動盪的香港。「你怎麼總是問我一些那麼難答的問題呀。」她說。香港的狀况好艱難,要將香港人這幾個月來的經歷黑白分明說個清楚,亦同樣艱難。

還是先談愛荷華的喜訊。陳麗娟坦言,獲資助前往美國參與國際寫作計劃,確是意外,但就不完全是驚喜。因為愛荷華之行亦剛好打亂了她原先已計劃的行程。事實上,陳麗娟本身會在下個月到日本留學。

由於時間重疊,在日本和美國之間,只能二擇其一。陳麗娟選擇了先到愛荷華。「不少文友都曾經去過愛荷華交流,例如韓麗珠、謝曉虹、鄧小樺,現在輪到我了。還未出發,難說有何得着,但都憧憬那邊可能跟香港是兩個世界,人不多,風景好,校園環境不錯,讓我可以全心寫作和看書。」語罷,陳麗娟又哈哈一笑:「但現實又可能跟想像完全不同,說不定凍到嘔,食物又好難吃,睡得好差之類。」

其他香港作家所憶述的愛荷華之行,有時是難得一番寫意,也有時很悶、很辛苦。陳麗娟說:「但當然,我更期待是一些不期然的相遇,每年愛荷華都會出現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每一年的組合都不同。聽說,在某些交戰中的國家,例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國家的作家會彼此針鋒相對,不願意一起出席活動。」不幸遇到愛國愛黨的中國或華裔作家,那如何是好?陳麗娟笑而不語。

人生最低潮的日子

早在今年四月初已接獲有關通知,陳麗娟卻考慮了一段時間,不見得太興奮。除了本身另有出國進修計劃,亦因為這段日子是她人生其中一段最不順遂、難以落筆創作的艱難時期。

當香港正處於最壞的時勢,對陳麗娟來說,如今也是她生活的最低潮。她形容,近年面對家庭問題和身體異狀的各種煩惱,轉變太大,其實亦嚴重影響了她的日常起居,以至寫作情緒。受困於濕疹持續復發和類固醇反彈,陳麗娟多年來頗受煎熬。「我沒有直接寫過它(濕疹),不過,前年冬天發到全身好像蜥蜴,情况差到一直躺在牀上,什麼都做不到,連書都看不到。你猜我還能做什麼?」她笑道:「我就打開YouTube聽一個法師念《藥師經》。」坊間流傳,《藥師經》可以治病解厄,清淨身心。病急亂投醫的陳麗娟笑言一聽無妨,不曉得這算不算是一種打坐修行,但日子確實過得意外安靜。「這段時間,我完全沒有辦法創作,便一直讓腦袋放空。都可能是好事,它讓我多了時間思考,不是關於創作上的,是關於自己的。」

陳麗娟又說:「不過,皮膚上的問題,並不是最影響到我的。反而是過去這幾年,我患有焦慮症。我真的完全看不到書。濕疹爆發最多是physically令你無法閱讀,但出現焦慮症的那種,是當你一碰到文字就會想嘔,覺得頭昏腦脹,亦令我很害怕。」直到後來,轉了藥,焦慮的情况才有所好轉。她形容,如今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專心看書,但仍然有一段時間是無法閱讀的。「看不到書的時候,我就會讓自己思考。帶病之軀當然不是好事,不過,朝好的方向去想,都有其他得着。」她說:「若是以前的我,無論如何都不想閒下來,要找些東西去看,看書又好,看電影又好,其實看得再多,也未必吸收到那麼多;現在我有無法看書的時候,反而可以讓人慢下來,吸收多些。」

跟不少焦慮症患者一樣,但凡是置身嘈吵、迫狹的地方,就會讓陳麗娟感到坐立不安,思緒雜亂,而且完全寫不到文章。「例如茶餐廳,每一次入去,我就會覺得好焦慮。之前有段時間我連巴士都坐不到,覺得位置太窄了。甚至聽到電話響都會很不舒服。」偏偏在香港,想找個沒有噪音,位置稍為寬敞的角落,也不容易。

要避開焦慮情緒,離開香港可能是最好方法。陳麗娟對日本情有獨鍾,譬如說,數年前曾寫過散文集《不能抵達的京都》。「人在京都,除了覺得風景好美之外,都會有一些獨特的經歷。例如我去踩單車,我本身不懂,沿路跌跌撞撞,這一番體會原來好深。」她又形容:「我是比較被動,需要依賴靈感來寫作的,就算一個人靜待家裏都未必可以。要環境許可,有一些經歷,感情生活刺激,才會寫到。去不同地方生活,對我的寫作都有一定啟發。」

當香港的生活讓她無以名狀焦慮不適,提到日本,則無論風土人情,抑或文學藝術,陳麗娟都顯得分外精神爽利。「和服肯定是我最喜歡的文化之一,不過坦白說,我在香港搬家之後已經興致缺缺。另外就是日本在美學和視覺上的刺激,譬如日本畫和建築,在日本旅遊期間,我會收集很多關於畫作和寺院建築的雜誌和書籍。」陳麗娟續說:「與多數四平八穩的西方建築相比,日本反而比較diagonal,構圖上給我更大驚喜,而這些刺激又會轉化在詩作上展現。」

「再者就是日本的小說、散文和詩。」陳麗娟點名提到喜歡讀森茉莉(即是日本文豪森鷗外的女兒)和林芙美子的小說,尤其是後者的《放浪記》和《浮雲》。「作者嘗試在書中探討女性置身在一個流放不穩定的狀態下,到底如何寫作。在這段時間,於我較有同感。」

自我流放的想像

陳麗娟顯然對日本女性作家和傳統文體特別鍾情,對其寫作喜好有較直接的影響,除了吸引她開始借用清少納言散文集《枕草子》的那種片段式隨筆書寫,另一方面,亦提到與謝野晶子的和歌。「又不能說是研究,畢竟只看得懂現代語翻譯的部分,文言文的部分都是看不懂。」細數和歌的魅力和特色,她認為:「中國的五言七字,裏面的內容、意象和句子之間的連結,都比較多;和歌則較多跳躍,而它的跳接比較有趣,雖然每一句的詞不多,上下句看似不太相關,但兩三個意象撞擊一起,是我喜歡的特質。」

談到和歌,陳麗娟忽然想起另一女性,柳原白蓮。「之前我去福岡,本身只是去看演唱會,便剛好路過柳原白蓮的故居。」位於福岡縣飯塚市的舊伊藤傳右衛門邸,前身就是柳原白蓮和丈夫離婚前的居所。「我是在日劇《花子與安妮》接觸此角色,雖然只是配角,但她的故事比起女主角更加有趣,然後我就不斷翻查她的身世資料。柳原白蓮本是貴族出身,十多歲就被家人逼婚,但很快就離婚,在明治時代離婚並不光彩,而後來她又嫁了給媒炭大亨伊藤傳右衛門。」伊藤傳右衛門當時便為了柳原白蓮,修建這一幢豪華別墅。然而,柳原白蓮情路並不平坦,她不但熱愛寫和歌,也是一名烈女。在三十多歲的時候,生活安逸的柳原白蓮毅然跟一名年輕的學運男子私奔,登報跟丈夫離婚,轟動社會。陳麗娟雖沒明言,但偶然認識的柳原白蓮,大抵與她的生活際遇有許多相似之處。閱讀和追憶逝者的傳奇往事,其實也是自况。

陳麗娟坦言,自己並不是很有寫作規劃的作家,而距離上一次出版著作,亦已相隔一段時間。「《有貓在歌唱》已經快十年了,《不能抵達的京都》都有四年,我覺得現在這階段正需要一些轉變,但方向未明。」她想了一想,續說:「過去寫詩,我是寫得比較隨心,風格上比較可愛,也喜歡多用一些動物和身體的意象。但現在人已經大了,不再是過去的那個人,也不可以一直用那套板斧了。接下來我可能想用另一種方法寫詩。」

而在這段低潮時期所接觸到的日本女性作家,其人其文,都似乎為陳麗娟帶來一些創作的新指引。「因為家庭問題,我覺得現在的生活處於一種流放狀態,亦讓我傾向寫一些尚未發表或者不會發表的自放體、日記體文章。以前我都不會寫這種直接的自傳式散文。但這幾個月來經歷了人生的巨變,我試着將它們直接寫出來,對自己來說都是一個新嘗試。但我不是有目的要寫成這樣,而是一個摸索的階段。」

離開還是留下?

八月底便將出發到美國,但面對今日時局紛亂的香港,無論人在多遠,亦難免懷憂。對陳麗娟和很多香港人來說,這裏是一個既想離開,卻又無法完全捨割的「我城」。「有一些住在外國的朋友,不斷在網上看live,追得比我更貼,他們在遠方,也會為香港流淚。我想,就算到了美國,我仍會掛念香港每一刻的變化,無論是好是壞。」長嘆一聲,陳麗娟又說:「我初時都有看live,看到很多滿天催淚彈的畫面。但後來那些打到飛起、遍地是血的恐怖畫面,就不能看了,我不想太影響自己的情緒。」

如她感嘆,今日的香港變得好快,而且是朝着壞的方向下沉。短短的幾個月,讓好多人心生恐懼,想盡快移民離開不再安穩太平的香港。陳麗娟則介乎兩者之間,她始終認為,離開還是留下,這兩個決定都不是絕對對立。「當然,我未有人力財力毅然離開香港,所以,無論時勢變得幾差也要繼續留下來。但你問我是否真的會走,如果條件許可,有得揀,我會想走,我又未偉大到一定要留在這裏。」語罷,又緩緩說了一句:「只是始終有些東西會不捨得。」

「有什麼是不捨得,我未必數得出,但可能就是那種平時令我很不喜歡的,例如好擠迫的好多藍絲的茶餐廳氣氛,到你真的走了,又可能會不慣。可能就是那種熟悉的感覺。」

她承認,這種情感其實是很矛盾的。明明讓她最不舒服,感到焦慮不安的,就正是香港那種人多擠迫嘈吵的空間,到頭來卻是她最熟悉的香港。「有時你會嚮往其他地方的生活,覺得空間大些,人又沒那麼惡,但始終你會掛念最原始的地方。如果是我,會掛念九龍城那些街。」

根在香港?她覺得未必,反而相信「根」未必是實際存在的土地概念:「香港也可以出現在其他地方,有朝一日,或者香港再沒多少人懂得說廣東話,但說不定在墨爾本和紐約的唐人街,你會聽到純正的廣東話,吃到香港失傳了的地道食物。」陳麗娟形容,「香港」可以跟着人走,而不是要「香港人」誓死留在一個其實已不屬於自己的地方。「何况你就算坐在原地不動,都會突然被人踢去大灣區。在其他城市,也可以出現小香港,當然,我知道它取代不了原本的……」她馬上打住,又說:「但其實,原本的又可能早已不是原本的香港。」

文學承受不了催淚彈

離開還是留下,本身已是一個艱深的難題。但更為同輩舉步維艱的,是文學這一條路。亂世無道,看書、寫作還有用嗎?自言已經有心無力的陳麗娟感慨:「這個問題特別令人灰心,如果是十年前的我,保衛菜園村、天星碼頭,我是寫極多抗爭詩的。到雨傘運動已經少了,我寫不出了,只記得寫過一首《比喻罷工了》。在那時候,我覺得文學再承受不了人們要捱催淚彈這回事。」頓了一頓,陳麗娟苦笑:「但拿來跟今日相比,那時候實在『碎料』,當年你最多只是聞到催淚彈,現在是直接射人,恐怖十倍。是我不中用,自問不才,沒有這樣的文筆語言去寫詩對抗那種恐怖。」

「不過,若然要談香港文學未來,我不是完全絕望。」陳麗娟期許,時勢動盪之中,文學仍擔當着其中的責任,儘管不是以直接的方法與暴力對抗,而可能是轉趨內化。「最近我看伍淑賢的小說,好看之餘,更讀到香港的味道,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未必是特意去記錄舊香港的風土人情,亦未必需要懷着建立一套香港文學的責任,但跟同代作家如黃碧雲、也斯,他們所共同構築的文學世界,會讀到香港的地方特色。」

就如陳麗娟自嘆:「我未必再寫得出什麼抗爭詩了,但不是放棄,文學仍然重要。並不是要去寫一些屬於香港的小說,但正正是香港人的身分被抹殺時,透過文學作品、日常寫作,我們又能重新喚起對於香港的身分認同。」

城市和人,冥冥中似有着相連的命運。拖着殘破的身軀、進退兩難見步行步、傷痛、疲倦、對未來不敢寄予厚望,可能是今日的陳麗娟和這個時代的香港,最大的共感。但總會找到一扇窗口,朝着有光的地方跳出去。

無心插柳的美國之行,讓愛荷華成為她心目中所想像的流放生活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暫時的喘息,整頓人生節奏的流離之所。「都是先去看一看,回來再重新計劃。」她說。

文 \\ 紅眼

攝影 \\ 曾憲宗

編輯 \\ 關曉陽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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