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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民調學者鄧鍵一:香港有世界級社運

【明報專訊】這個訪問是為了解開我對老朋友的不解問題。

我知道鄧鍵一的的研究興趣是民意、社會運動,碩士論文研究泛民選舉協調,博士論文研究社會運動的論述轉化,卻在社會運動中甚少看見他的身影。即是在同溫層之中,朋友之間總會一起鬧下政府,分享令人氣結的新聞,點評時事,呼籲去遊行,但他卻一直是最「冷感」的一個。

5月以來,他出現在遊行集會現場的次數,可能是36年人生的總和。這場運動固然改變了每一個人,也改變了一個以社會運動和民意調查為研究專業的青年學者的想法。

鄧鍵一比我大兩年,2002年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他說自中學已知道自己對時事有興趣,但再補一句:「現在回想就覺得當時很小兒科。」新聞系和社會學系畢業的我完全明白,當時說一句喜歡時事,跟今天暑假天天走上街頭的中學生相比,這種喜歡顯得很廉價。

少集會 「J」數據

「當時讀政政的氣氛跟現在很不一樣,大家覺得畢業一係做AO,一係選議員。有些同學讀書時已經長成一個AO樣,畢業後果真如願以償。當時覺得讀政治等於搞政策,都要進入建制,無人會覺得參加運動是一條正常的出路,好像一定要坐低女的一副西蒙波娃的樣子,手執一本Erich Fromm,才有資格參與社會運動。今天政政的學生,那些AO樣的反而很少了。」

我覺得奇怪的正是如此。先利申,整個社交圈子都是高度關心社會的人,當中以社科學者記者和文化人最多,如果我的facebook是夠代表性的話,你會覺得全香港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天天都在有point地罵政府。但鄧鍵一是看不出來的,他絕少分享新聞(他寫的評論文章除外),大型遊行少去(「七一頭幾年我都有去嘅,六四斷斷續續」),天星皇后時在旁邊吶喊助威,高鐵完全沒參與,反國教「有去見證下囉」,連當時浩浩蕩蕩的雨傘運動,他都是每次行一小時,做完問卷就走,當是完成工作,對一連串人性光輝無感覺。理性上他知道雨傘是大事,他會去了解,但精神和感情上毫不投入。當時他在報紙撰文寫電視直播9‧28放催淚彈的效應。「其實當時9‧28我也沒有集會,只是在家中睇電視睇到這個場面,也不覺得憤怒,反覺得自己睇緊戲,才覺得想去『電影現場』,這個畫面觸發我的問題意識。」

我覺得他的「冷靜」很奇怪,即是如果有個傳統的政治參與清單,他只會剔留意時事和投票,其他遊行示威結社之類的空格一概空白。我的比喻是與其說你是個研究社運和政治的學者,不如說你更像我的舊同學﹕大學畢業後做會計師做banker,你知道他的價值觀跟你一樣,理性上他知道是非黑白,但從不表現憤怒和取態,也從不參與。

他反問我:「你覺得研究社運的人應該係點?其實做學術就應該要保持一些距離吧。」與其說是距離,應該說受社會科學教育十年,感性上對是非對錯沒有太多情緒好似好少見。「可能我性格就是如此,你覺得我對其他事有強烈情緒嗎?」我不覺得你無乜情緒喎。

「咁又係,我睇戲會狂喊的。」例如看I, Daniel Blake時他說根本是在啕哭。我們說到最後一幕,自己也朝不保夕的Daniel Blake一直在幫比他更弱勢的人,但最後他自己也倒下來了,寧願把自己關起來,曾經被他伸手幫過的小孩在門外拍門大叫:「以前你幫過我,為何今天不讓我幫你呢?」鄧鍵一說,這些就是他眼中最打動他的人性光輝。於是直至上星期,他終於為社會運動獻上他的感情與眼淚。

「上星期見到張相,有對小情侶在集會中蒙面慶祝生日,附近人全部full gear幫佢慶祝,大意是有一日我們總要除罩慶祝生日。這些我真的頂唔順,人性光輝不是偉大的事,而是在關鍵之時保存一些微小的連結。」

而他對政治的冷靜跟他對民調data的激情構成強烈反比。每次遊行完我想問他要不要一起吃飯喝酒,他都會摩拳擦掌說:「我要回家J data!」這是他對處理集會現場問卷調查自成一家的說法,一般人可能說run data,他會說J data,因為data跟自慰一樣,會給他帶來官能上的快感。

反送中脫離傳統社運劇本

「J data好high喎!你會期待今次survey會有好多未知的事,開頭望數據覺得好奇怪,再觀察現實就會明白。例如6月中的調查,結果顯示很多人同意如果政府不回應就應該升級,與此同時很多人同意升級會令普羅大眾反感,一開始比較數據時覺得怎麼可能同時同意這兩項,是否問錯問題或樣本不好。但結果真的如問卷所顯示,真的可以做到升級但盡量令人不反感,就是克制地激烈抗爭,例如6月22日包圍警總但不衝入去。當你解得通時,真係會性興奮的。我以前的flatmate經常見證我對住個mon的data傻笑。」說罷再來幾聲大笑。

香港愈多大型示威,他們的研究團隊就愈忙。以往的現場調查都只是大型集會進行,大概都是六四和七一。「例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李立峯和陳韜文團隊,他們多年特別關注香港人自發參與的模式。所以雨傘運動10月初時我首次落場做調查,大致上沿用七一問開的問題:你跟誰過來,為什麼過來,資料來源是什麼;第二次10月底再加上關於公民抗命和抗爭模式的看法。到11月初再做第三次調查。」

「但今次跟雨傘很不一樣。雨傘只做3次,因為雨傘的發展改變不大,中段開始膠着,直至龍和道才有新發展,你知道件事會完,因為沒有新的trajectory,沒有事情令到策略轉變,不會覺得上一次做跟今次不一樣。但今次5月以來的情况是瞬息萬變,每星期都會有新的發展,所以每星期的集會也會就上一周的事調整問題。」換句話說,社運的既有劇本轉變,也反映在民意調查的既有劇本之上。」

「6月底時我們已經討論,不可能每個星期示威都做調查,不如做埋七一就算。但現在回想這種想法都是受傳統社運劇本限制,視七一為傳統意義上最後一次的動員機會,爭取不到就不會再有其他行動。點知當天晚上衝立法會,再下星期出現九龍區遊行。大家以為只會得幾千人,(大笑)所以那次九龍遊行我們沒有在場。於是我們再討論定個標準,預計遊行人數有五位數就做,我們實在太小看香港人了。」

「這5年來的運動的改變,令我們以前理解社運的playbook不再適用。例如大部分運動去到中後期都會被radicalist主導,所以8‧18之前會以為事情會不斷激進化,但點知8‧18會和理非。」於是他們的團隊每星期都會討論上一周的發展,思考有什麼想知道的事,再轉化成受訪者會明白的問題,決定如何設計今個周末的問卷。換句話說,這份問卷除了一些固定的基本問題,每星期都要重新檢討一次。

例如7月21日的遊行開始前,鄧鍵一興致勃勃的給我看了他們在7月20日「守護香港」集會的調查初步結果。這是他們第一次做支持政府集會的民意調查,實際上這樣的調查例子亦不多,一些很有趣的發現是,回答率只有反政府集會一半左右,有些人拒絕作答既是不信任「大學」和「學者」,也有的是因為跟組織出來,怕跟陌生人做調查會跟朋友走失。他們在傳統問題上加了一些很有趣的取態選項,例如受訪者是否同意「政府需要用政治強人領導」、你希望下一代「獨立思考」還是「尊重長輩」。他們的調查結果非常有趣(李立峯教授曾於端傳媒發表部分結果),顯示藍絲完全不是鐵板一塊。如果我們不了解藍絲,又怎能得到他們支持?

民調 使「港人團結」具體可見

「今次運動讓我更有使命感,倒不是作為參加者,而是如果學術工作就是收集數據呈現事實,我就要更勤力地把它做得更好。例如過程中我們在媒體寫文章,才有人告訴我這些工作重要。例如8月初我們公布了一系列調查數據,報紙引述出現「黃金交叉」,不滿警察的人多過要求撤回的示威者,我身在其中卻不覺得,原來這事有新聞性?以往好多時民意調查都是跟政策有關,原來普羅大眾對民意調查有需求。去年我公布一項調查結果,3%大學生自認港獨派,引來很大迴響,我問一位記者為何這麼大件事,她說因為港獨好似鬼故,個個都講但無人見過,原來有具體的事實好重要。」

我是其中一個對近來鄧鍵一團隊的研究深感折服的人。例如他的同事兼老師李立峯教授曾撰文指,民調數據反映示威者對武力的接受程度急速增加之外,更說和理非和勇武派兩者之間的團結,除了建基於訴求,更覺得是因為要互相保護。這樣的發現得出一個很實在的結論:就是政府想要分化和理非和勇武派是徒勞無功,只會令運動走上激進化一途。8月初鄧鍵一和團隊另一成員袁瑋熙發表的文章發現,林鄭以為政府拖下去會令抗爭消散,但實際上示威者就是知道政府在拖,所以用各種抗爭手段打開新的缺口。這些都是對決策者非常有用的總結,可是對我而言我喜歡看他們今次的研究原因,因為我們以為民調是政府或政黨用來決策的溫度計,但其實民調讓我知道跟我一起生活但我沒有接觸過,那個想像的共同體中的香港人其實在想什麼。我們會感到香港人愈來愈勇武,愈來愈團結,理論上你看連登都知道,但民調科學化的取樣會比連登客觀,我看了民調結果,才發現自己的想法並不孤單。

話說回頭,鄧鍵一的博士研究題目原本是文化產業的論述(「好出奇咩!我是文青嘛。」)後來他的跟導師李立峯討論下去,談到政府論述。「其實成件事好自然。當時是2012年,反高鐵和反國教之時,香港政治科學的環境無理由不接觸社運的,我們是示威之都,體制外動員的環境很活躍。」身在其中,只覺香港人政府冷感。「你想想,一般在民主國家有幾萬人上街,政府就一定要理你;如果是專制政權那就一早鎮壓了。香港好奇怪,動輒萬人上街,而政府不理你又未去到即刻鎮壓,這樣的怪事令到大家要想新戰術。於是我跟袁瑋熙討論,就算有條件到外國找教職,為什麼要去外國研究別人的社運,不在香港研究世界級的社運?」

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很有趣,研究如何定義一場運動是否成功並設計一個typology。有些運動令到政策改變,但論述上沒有改變可能都不算成功,如政府搞最低工資但完全不認同勞工權益的論述;有論述改變但沒有政策改變就更大鑊,例如社運起初講活化建築,但後來政府用活化來搞工廈,你就要再想過新的詞語解釋本身的意義。「其實對家學得好快,藍絲都講守護孩子,政府這幾天都話要對話。儘管本身你們的意思不一樣,但政府就挪用了進步的論述去吸納反對勢力。」

他頓了一頓:「其實應該發表這個研究。但香港的社運實在太多事發生。2016年畢業,當時在研究雨傘的後遺,是非常豐富的題材,不久後就反送中。身在其中感覺好長,但其實兩次大型運動只相隔5年,好快。3個月前的《經緯線》還在討論港人返深圳飲喜茶。今次個typology無用了,因為typology是講政策改變,今次是需要結構改變。政府錯失了所有用政策改變事情的機會,兩星期前還在說獨立調查委員會,今天說要解散警隊。今次已不是一場運動,而是整個制度的革命。」

「大家好ready經營香港」

上周日和理非遊行後第二天他給我發了個信息:「昨天的和理非集會,竟然一半人覺得用武力攻擊警察可以接受。」

「我覺得真係好樂觀,不是對個局面樂觀,是對香港人樂觀,大家好ready經營香港。例如大家以前覺得香港不可能獨立,因為無人會當兵,但原來香港人真的會為了保衛家園去當兵。經過今次,今年的年輕人20年後身居要職,甚至加入建制,他們好清楚警察作為國家機器是什麼一回事,他們就會思考如何監管警權。」

這幾天企業清算和白色恐怖,過關查電話和被消失,我灰到盡頭,一國一制提早30年到來。「我不是說對北京讓步樂觀,一場運動中間有好多trajectory,無人知道條路點行。近來我在想這個問題。很多人不覺得政府會答應五大訴求但繼續抗爭,因為不斷製造一些uncertainty,但這兩個月好像間中有些事會讓運動向正面方向發展。兩個月前不會想到特朗普會擺香港上台打貿易戰,特朗普未必會令五大訴求任何一項落實,因為中間還有好多step。但只要意志還在,一路搞佢,大家還有空間思考如何變陣。」

「由6‧21開始已經有人講,包圍警總的目的不是要包圍,而是要警察不斷犯錯,而警察真的不斷犯錯。每個革命過程人民一定處於弱勢,但政府採取極端手段,令人民的行動反應升級。假如國泰炒更多人,更多航空業界人士聲援,就有更大反響。這段期間整個國際的輿論,會令壓力去了中國。」

「我覺得這就是社會運動研究好玩的地方。沒有任何事可以預計某個行動必然帶來什麼結果,但可以預計開啟什麼新的機會。例如2014年9月26日學民衝入公民廣場,facebook成班和理非鬧一個星期的和平罷課行動被此被破壞,但沒有衝入公民廣場,就沒有粗暴清場的畫面,沒有9‧28衝去夏慤道。衝入公民廣場時當然不知道會放催淚彈,但這些就是trajectory,出現變數,令到其中一方犯錯,產生新的momentum。這些又不是完全不能預計,它有模式,因為通常容易犯錯的一方都是政府或警察。6月底大家已經感到警察才是最大的未知數,最易做令人氣憤的事。這個政府本身脫離民情太遠,可能每一個計算都是錯。」

而且政府作為一個體制和官僚制度,做事一定要跟先例,不敢創新,面對新的社運playbook,他一定要跟先例做,就趕不上變化。我總是覺得運動拖下去的問題是雙方鬥比對方遲犯錯。「一般而言政府面對運動可能有一本固定的playbook,他可能覺得一路忍,避免製造衝突,示威者犯錯,開始有分歧,統戰,搵個合理理由去完結件事,去到雨傘都行得通。今次行動升級令到政府拖的策略行不通,因為你愈拖對方就會做更多你猜不到的事,所以要用警察打,但警察又會不時做些蠢事出來,令到對示威者的民氣再到集結。」

訪問前一星期,鄧鍵一剛在紐約發表他關於雨傘後社運低潮的研究,結論是運動是否成功的論述上是最投入的參與者主導,但在雨傘中最投入的人創傷最大,所以他們將雨傘定義為失敗,反而一些輕度參與的人感受到運動中的人性光輝,有一直持續參與社運。「印象最深的是,今次運動爆發前有個學生跟我說,雨傘每晚在佔領區過夜,清場後創傷得5年沒有參與社運;6‧12後她的Ig story是在櫃裏拎返個口罩出來,潛台詞就是老娘要復出了。原來運動創傷就好似失戀般,醫治運動創傷的最好辦法是投入下一場運動,正如醫治被渣男飛的的創傷最好的辦法是再投入另一場戀愛,被下一個渣男害。」

■答:鄧鍵一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學科系講師,研究興趣為社會運動、政治傳播、社交媒體和民意,生活興趣為一切文青喜歡的事。民意調查顯示,99%朋友認為他長得像鄒凱光。

■問:趙雲

城市研究者,社會學學生。人生首次見到鄧鍵一是2005年暑假,第二次是2014年12月請教關於雨傘運動的民意問題,第三次為2015年2月14日在香港機場,一齊去旅行。

文//趙雲

圖// 黃志東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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