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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香港「大拒絕」

【明報專訊】由「反送中」開始,在林鄭月娥政府連番失策、中央與特區層層級級互相牽扯下,群眾反抗進一步激化與蔓延。原有的《逃犯條例》修訂已變得不那麼重要,年輕人自殺、警察暴力成為焦點,引發每星期每一區的警民攻防戰,在報復、仇恨中打鬥角力。既有人提出重啟政改實現真普選,亦有本土派的「光復」口號。上星期日,港島的一角是年輕人衝擊中聯辦,挑戰北京在港的主權代表;新界西的一角,白衣人在元朗「無差別」襲擊無辜市民,警察突然失蹤及遲到,睜着眼看不到「攻擊性武器」,造成新界西一片白色恐怖。昨日周末,抗爭者自然忍不住撲向新界鄉黑。

如果今夏的種種動員衝擊可以稱為一場運動,究竟該稱之為「自由之夏」,還是「時代革命」?抑或該冠以「逆權運動」?一場愈來愈無以名之、各自表述,又互不(敢)切割的反抗運動到處展開,令香港成為表面尚算風平浪靜的東亞地區中,一隻奇特的暴風眼。

驚覺自己以前是否太天真

對香港人來說,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是以反特首、反建制派及反北京政府之名,不自覺地揭去了日常生活建制的面紗。平日看似理性的秩序,現在每一角落都看似有問題,佈滿了社會控制。

當你是抗爭者,或是抗爭的同情者,只要融入繃緊的情緒,你便會覺得,曾經是家家戶戶好知己的TVB,不止「事事旦旦」,而且是向着異議者開火的宣傳機器。在相當長的日子裏,公眾誤認警察為專業服務,卻忘記了它在殖民統治中的暴力歷史,今日當然可以為特區鎮壓社會騷亂所用,只有抗爭也開始以暴易暴,才會讓大眾明白。這些都在雨傘運動或更早以前已被揭開,但這個夏天,我們更質疑:公立醫院、港鐵、購物商場會不會與警察合作?幾百萬人目睹象徵港式中產生活風格兼消費主義的沙田新城市廣場成為殺戮戰場,元朗則上演「屍殺列車」。有人甚至覺得,「原居民」、「新界傳統及權益」不止代表土豪劣紳,還可能是不知是中聯辦還是廣東省公安廳指揮的恐怖主義組織。我與一眾小市民透過視頻,看到的不單是遲到39分鐘的警察,還有消失的港鐵職員,以及長開不關的列車車門,任由白衣人鞭打乘客,執筆至今,我還得不到稍為令人滿意的答案。

我們不只頓然喪失對這個城市的安全感,還感受了背後的權力及暴力,我們有時懷疑自己是否太陰謀論,但有時又會覺得,自己以前是否太傻太天真,以為香港一切就是文明、專業、系統與透明。這已不是個人是否「太偏激」的問題,因為,在管理制度的人也提不出一個讓人稍為安心的說法。這邊廂,政務司長張建宗為元朗事件出來道歉想息事寧人,那邊廂,警察員佐級協會卻發信怒轟。

大拒絕一代 否定社會秩序合理性

我跟一些走到最前線的街頭抗爭者談過,我感覺到部分人已進入一種新狀態,我姑且稱之為「港式大拒絕」(The Great Refusal):從個人主觀經驗上根本否定制度的正當性,否定的不止是狹義的政治制度,而是連規管日常的制度,我們也覺得有問題。小市民如我,也許未至大拒絕,也跟從他們其後。

「大拒絕」一詞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斯(Herbert Marcuse),他描繪當時歐美青年激進運動代表了「否定思想」,挑戰一切恍如管理得安穩舒適的科層化資本主義。他認為,有別於早期階級鬥爭激烈的資本主義,戰後歐美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利用福利制度及大眾消費,把工人階級整合到科層制度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服從滿足於物質生活及大眾文化,已難以成為革命主體。相反,懷着「否定思想」的激進青年,全面否定失序的理性,因此能成為催化劑,再次燃點起社會革命之火。馬庫斯雖然並不像某些評論家所說,認為激進青年可以取代無產階級,但他肯定是崇拜青春政治的理論濫觴,今天香港不少政治評論員或大眾,也許沒有讀過他的名著《單向度的人》,但也不自覺地以更誇張的方式複述他的想法。而且,馬氏也許沒有想到,這股青春力量,已無法用政治的左或右來界定。

晚近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重拾馬氏的「大拒絕」,指出根本否定既有秩序的個體經驗,演化成集體共同感覺,比起社運組織,更能觸發日後龐大的運動。例如,八、九年前波及北非及中東的阿拉伯之春,源於一名26歲的突尼斯小販,因為遭市政人員粗暴對待及羞辱,結果在政府大樓前自焚身亡,觸發了連場示威抗議及鎮壓,導致統治了20多年的獨裁政府倒台,接着更蔓延至其他阿拉伯國家,推倒了不少政權。有學者從情感、語言及媒體角度,指出這名年輕人的悲劇,傳遞了讓其他人感同身受的屈辱、恐懼、絕望與憤怒,讓人根本否定政治以至社會秩序的合理性。

冒險主義抬頭 沒有常規應對

香港這一連串抗爭,也有些相似之處。例如,6月中後,連續有好幾名年輕人自殺,他們的言行傳遞出的信息不多,但寥寥數語,帶來的模糊情感卻十分澎湃。肉身的死亡,從根本上標誌着對整個世界與秩序的否定。在街頭的年輕人,對「送中」、警察暴力、監禁及監視的恐懼,漸漸轉化成對制度的全盤敵意。

在大拒絕之中,各類政治冒險出現,視冒險為解決之道的想法或直覺自然而生,暴力只是這些冒險的一部分。冒險主義並不限反對派,即使是建制一方,同樣亦忍不住要冒險而行,即使不敢重演六四鎮壓的白色恐怖,也企圖震懾民眾,例如震驚全港的「元朗恐襲」便是這種產物。冒險主義抬頭,各種風險無法消除,只能調節大小與適應,卻沒有常規。防暴警察時進時退,沒有章法,示威者在街頭激烈戰鬥一輪後在半夜消失。冒險所伴隨的暴力衝突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不可能有大和解,中間人既已消失,休戰的機制或機構也不存在。

從歷史的經驗看,大拒絕不是答案及終點,是一個邁向未可知的開始。有些社會學家及當代史家認為,激進青年運動之後,西方社會不僅沒有變成更公平、更公義的社會,而且,追求保障及穩定的福利國家被取代,破壞社會及個人安全感的新自由主義上台,把當年的自由解放口號,變成政府退出市場及社會的藉口。而阿拉伯之春在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結局,突尼斯可能是當中唯一一個能建立起穩定民主制度的國家,不少國家有點像埃及政治的半調子,在獨裁者穆巴拉克倒台後,當年的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只短暫上台,即被軍事集團推翻,曾執政了一年的民選總統穆爾西被捕囚禁,並送上法庭受審,於上月中突發心臟病逝世。現在埃及雖然有選舉,但軍事集團頭目仍然擔任總統,控制着國家的政經命脈。

新常態未現 非常規過程持久痛苦

香港已無法回到昔日的常態,但新常態還未看到,相信是一個持久而痛苦的非常規過程。事後看來,當北京與建制派在雨傘運動後剿滅反對派新興領袖,並企圖把本土派自決派趕出常規政治圈之時,這個非常規過程已經開始,只是刺針如今已扎到每個人的心坎上。

我想起作家黃碧雲在參加了沙田遊行後寫下的一段文字:

從一個還可以生活的年代,經躁動與爆發。這一次和2014年我想很不一樣。

其實我很早,第二次大遊行之後,開始疏離。

他們要創造世界。那是我知道的事物,消失當中,突然粉碎。

在現場我一人經歴暗靜的死亡。

那個要創造的世界還未有創造出來,而那個「還可以生活」的世界已經消失。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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