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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狗屎是養分——李立峯訪譚蕙芸

【明報專訊】秋天時節,平日下午,話說消防處新吉祥物任何仁正在網絡爆紅,老餅專用社交媒體傳來視頻,熟悉的大學教室內,屏幕播放着羅蘭和藍衣人的短片,屏幕前,譚蕙芸跟隨片段手舞足蹈,雖說一直知道她的教學風格,心裏還是「吓」了一聲,為了讓學生抖擻精神上課,你可以去到幾盡?有朋友留言慨嘆教師唔易做,也有朋友說,在她身旁要一起跳舞的助教才教人同情。向來,在身邊不少人眼中,譚蕙芸轉數快、不跟規範、扮鬼扮馬、玩得癲、活力充沛近乎過度活躍。「其實我唔係咁癲啫,前排幫港台拍鏗鏘說,編導想我跳k-pop,我都唔制啦。」但對我這位舊同學而言,她的形象由來已久。讀碩士時,助教辦公室裏,同學們認真地討論傳播學理論「沉默的螺旋」,她站起來,垂直雙手,無厘頭自轉360度「以作示範」。學期末,內地同學在白板上寫「圣誕夜去尖沙咀」,她隨即在「圣」字旁加個豎心邊。一位從南京來港、年紀比我們大的同學常被她弄至哭笑不得。20年後,縱使曾患重病,精力仍比別人旺盛。大學裏,她教新聞特寫,會慫恿我為學生搞外地採訪團。大學外,她幫香港電台做節目,幫報章和網媒寫稿,以自由業者身分做自己喜愛的採訪工作,她試過特地飛到台灣訪問房慧真,到南非訪問看守曼德拉的白人獄卒。一晃10年,累積了一系列心血和心得,收錄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中。

1‧入行

還得從讀書時代講起。1993年,Vivian進中大新傳讀本科,我是同屆同學,其實不算熟,主因是我喜歡「摺埋」,但也一起做過group project,同組還有森美。第一個學期完結,她就跟家人移民多倫多。然而,大學畢業後又立即回到中大新傳讀碩士,「喺大時代入面移咗民,但見到香港嘅大學同學讀得咁開心,失去咗,想返嚟彌補」。

「瞌3分鐘先,好悶」

從讀書時的同學們到近年的學生,像她這種風格的人,通常會做非時事類媒體,但她碩士畢業時,又好像很清楚自己要當記者。Vivian說,這應該跟在加拿大讀書時做電台的經歷有關,「咩都做,廣告又做,寫好多廣播劇劇本」。其間,她體驗了媒體工作直接受商業影響所帶來的問題,「細嘅華人電台,搵到廣告就有飯食,試過幫人扭盡六壬sell個樓盤,結果樓盤變咗爛尾樓,都幾創傷」。

我說,加拿大華文媒體可能較為極端,其實做娛樂不等於要直接幫人賣廣告。多年後,她也發現,娛樂圈中有很值得欣賞的人,如她專訪過的蘇玉華,新聞界也有很商業化的地方。不過,「嗰時細個點知?總之以為non-news就要賣爛尾樓囉」。

一心做新聞,入行卻絕非一帆風順。碩士畢業,97金融風暴後遺症未完,又遇科網股爆破,「寄了二三十封信,無人請,日日喺中大泳池游水,𠵱家同啲學生講,學生都唔信」。心儀的傳媒機構說她overqualified。輾轉間,之前在港大電影通識班認識的朱凱廸,介紹她入明報國際版工作,算是踏進媒體機構大門。但香港報章的國際新聞部差不多等同翻譯部門,編輯收到各大通訊社的稿件,「記者」就負責整理翻譯,「可能份工較適合朱凱廸,以佢嘅性格同埋對國際事務嘅興趣,但我覺得好悶,試過做做吓特登走入厠所」──Vivian嘗試在我面前演出那份落寞──「唉,瞌3分鐘先,唉,好悶」。Vivian向上司建議,讓她就着新聞內容,電話越洋訪問一些人物,或者在香港找相關人士或專家做補充訪問。前陣子,在明報六十周年酒會上,中大榮休教授陳韜文向她提起這事。她覺得奇怪:「點解你哋會記得啲咁嘅嘢?」我解釋,在學者眼中,這叫做agency v.s. structure。她的做法,令日常的國際新聞內容有了第一手材料,有了香港角度。「我無咁諗,邊有咁偉大,真係因為悶㗎咋。」很快,Vivian不用羡慕港聞同事可以不停通街跑,因她自己也轉到港聞,「開心,好開心,超開心,好鍾意!我覺得我之後做特寫嘅養分,首先就係嚟自當年跑daily news」。

「廢到無倫」採訪見市井百態

不覺得daily news有很大限制嗎?「我話養分喎。狗屎垃圾都要做,the point is,一定要狗屎垃圾,愈無謂,愈無聊愈做得多。」重點不是新聞是否轟動,而是從各種採訪場合中窺見人生百態。「個magic moment係,你坐喺一個廢到無倫嘅記者招待會度,個議員辦事處,三個議員行出嚟煞有介事講公屋啲燈惹蚊,又或者某議員帶你去後巷捉老鼠嗰啲呢,我覺得好有以前歡樂今宵嗰種市井味。」

「生命對我好好,廿幾歲人,想做鏗鏘集,想做專題,好彩個天知道咁樣對我唔好,廿幾歲一出嚟要煲專題,無基礎去理解世界,但做啲狗屎垃圾,去深水埗,『我哋𠵱家一齊帶記者上去參觀劏房』,然後個阿伯爬畀你睇,有啲記者會心理不平衡,『我嚟做大事,點解會做埋咁多不知所謂嘅新聞』,但我嗰時好開心,我覺得個世界光怪陸離。」

Vivian認為,記者見得這些場面多,多點思考,才不會容易受騙,對如何達至真實也有多些想法。「你會諗,啲人做咩要搞呢啲大龍鳳,有幾真有幾假呢?譬如有啲人coach啲弱勢社群出嚟,佢真喊定假喊呢?初初畀人呃吓,但漸漸你睇到人性嘅多面,黑白嘅唔分明,會令我後來做專題嘅時候諗,點樣去切入題目,咁樣呈現係咪真呢?合唔合乎人性呢?」

看到「黑白嘅唔分明」

縱使有觀察有想法,有機會寫出來嗎?「梗係唔會一開始就畀一版你玩,要逐步建立信任。」Vivian回憶,那年代的媒體較有空間,明報的上司也很好。她講了兩個「數車」例子,有一次,天水圍有位婦人踩單車去流浮山上班,途中被貨櫃車輾斃,她覺得村路不應該出現那麼多貨櫃車,她主動建議去數貨櫃車,數了3個鐘,最後編輯容許她寫一篇五六百字的配稿。

另一次,小巴衝燈的報道,「老細好開心,張波(時任明報總編輯張健波)走出嚟讚我。」一輛小巴在英皇道衝燈反車,十幾人死傷。「我放工,凌晨一點鐘唔返屋企,去返條路度,搵咗個攝記陪我,我仲餵佢食薯片,數吓數吓四五點。好彩明報啲攝記肯陪我癲。」結果影到好幾架小巴在奪命意外發生後繼續衝燈,報道上了頭版。「不過呢單唔係為基層,係為我自己,因為我成日搭嗰架車,我唔想死呀!」

老土點說,初入行,不可能沒有受過教訓。我跟她提起,忘了是某年財政預算案還是某政策出爐,她訪問了兩個家庭,一個基層,一個中產──說到這裏,她已經嚇得慘叫:「點解你會記得㗎!哎,好恐怖呀!」呼叫完畢,我繼續說,那一次,兩個家庭喜孜孜地受訪,但報道出街時把兩個家庭並列,於是中產家庭顯得很離地,不識民間疾苦。對因為信任記者而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報道多多少少造成傷害。

「一出嚟就知衰咗,最慘係個15、16歲嘅女仔。教訓係,要講清楚畀被訪者知個古仔會點出街。當然,佢好可能就唔會接受訪問,而今日嘅我就會反問,點解要咁做?我而家好着重,究竟要表達咩信息先?要表達貧富懸殊,點解要搵一個有錢家庭一個窮家庭去做呢?」

即是不做這單新聞?「又唔係一定唔做,後來有啲老細都教我,唔一定要集中喺人身上,譬如影兩個雪櫃,攞晒雪櫃啲嘢出嚟影,其實可能仲有趣,淨係影雪櫃,被訪者又未必唔制。」

Vivian讀碩士時,論文指導老師是馬傑偉。她肯定地說那幾年對她有很大影響。「好多記者問問題好資訊性,審犯一樣,言談之間好似假定被訪者一定會向你交代心裏諗咩。我讀書時跟住馬傑偉做訪問,我覺得,吹水唔抹嘴咁嘅?你唔係好感覺到有條線喺度。但一次又一次跟住佢做訪問,又覺得有啲嘢喺後面,佢有個結構,但係佢好fluid,對方點,你就點反應,我見過佢用激將法,我後來訪問黃之鋒都試過用激將法,但面對一個insecure嘅被訪者,佢又會好溫柔,你會見到佢點樣通過emotions同人connect,呢樣嘢好洗腦。」

2‧情感

情感,在新聞中有微妙的位置。一方面,新聞報道不可能完全不帶情感,如果今天某地方發生大災難,電視新聞報道員不會穿上紅色大衣面帶笑容,新聞報道需要有恰當的情感描述和表達。但另一方面,新聞工作又的確強調客觀、理性、事實,一般情况下,新聞工作者在報道時多多少少要壓抑情感。不過,若處理得宜,情感其實可以是通往真實的大門。

Vivian自己很深刻的一次採訪經歷,是2013年港視發牌爭議時訪問廖啟智。「我成日聽港台自由風,自由風就收費電視發牌問題訪問過廖啟智。後來政府唔發牌畀港視,我立刻諗到搵佢。」到處問路,香港電台的朋友教她接觸廖啟智的方法,「真係佢自己接電話,佢沉吟一輪,最後願意接受訪問,但問佢攞手機號碼,佢唔肯畀,咁你已經感覺到佢性格。佢唔會信晒你,又唔會閂晒門」。見面時,廖啟智跟Vivian握手,親切得來不算有力,言談間,廖啟智話不太多,說話斷斷續續,語調不激昂,有些位置,再三追問也不多談下去,「但你又覺得佢對你有善意」。如此種種,令Vivian苦思,如何呈現面前這個被訪者?

她在《文字欲》一書的自序中也記下了這個故事:

我還記得當日在電腦裏敲打鍵盤寫好了第一段,看來看去都不對勁。最初的導言大概是這樣的:「廖啟智說,雖然港視不獲發牌,但一場抗爭的價值正是因為知道不一定贏,知道一定贏才爭取便沒有意思了。」我記得寫了這個導言後渾身不舒服,那種不舒服源自覺得這段話並不忠實反映廖啟智整個人。

她洗了熱水澡,然後重新書寫:

改成了我採訪中真實經歷的智叔,是一個「陰暗」、「滄桑」的人物,還用他的話起了一個題目:「死水翻不了波濤」,回應電視業界的絕望景况。

文章被瘋傳,但也惹來質疑,有聲音認為她對智叔加上了不少自己的主觀詮釋,她自己也不免忐忑,幸好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見到廖啟智和太太陳敏兒,兩人均對報道表示讚賞,陳敏兒更說,她筆下的就是真實的智叔。我對Vivian說,其實這案例中並沒有「詮釋」和「不詮釋」之分。如果把廖啟智寫成慷慨激昂的抗爭者,也是一種詮釋,是當時社會氣氛之下較主流的詮釋,所以若記者跟着主流觀點寫,也許讀者不會覺得記者主觀,但內容是否真實客觀,其實是另一回事。

「記者要在場」 七一死線才走

判斷真實很難,有時難免犯錯,而判斷真實的能力,建基於人對他人、對社會,和對世界的複雜性的了解,建基於長年累積的人生經驗和知識。Vivian說,初出道時有人教,現在無人教,完全靠自己如何繼續不停在生活中吸收新養分,她強調記者要「在場」,所有東西最好親眼看。的確,印象中,重要的新聞事件現場,只要是對公眾開放的話,無論她有沒有需要做專題報道也好,都可能見到她的身影。這陣子反修例運動熱血沸騰,但6月初至6月中旬她一直在加拿大探望家人,在facebook聊天,她說自己「好唔開心,想立刻回港」。後來真的取消部分假期提前回港。七一當晚,我跟她分別都在金鐘,我晚上11時離開,她12時才走。

林林總總加起來,成為一樣可以叫做「歷練」的東西,「我之前接受媒體訪問也講過,我20歲用體力做記者,30歲用聰明做記者,40歲用歷練做記者」。歷練離不開人生際遇,在我跟她的訪談中,Vivian很強調自己的幸運。讀書遇上馬傑偉,在明報遇到好上司,在有線電視遇上被她視為另一恩師的馮德雄,她在傳媒前線的十年八載,媒體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沒有現時般大,媒體機構的流水作業沒有現時嚴重,初入行的記者可以學到較多東西。後來一場大病,迫使她離開前線,休養一段時間後,到了上下班時間相對穩定的大學任助教,後來轉為講師。但整體上仍然是個很大的打擊,因為自覺對記者來說,三十出頭應該仍然是在外面橫衝直撞的黃金歲月,卻被迫重返校園。

2011年左右,有媒體找她出山,有的因各種原因最後沒有成事,有的婉拒了。身體狀况固然是顧慮之一。本來,這個決定對她來說,意味着少了機會做新聞。她指出,在那個年頭,傳媒機構沒有多採用自由業者的作品,傳統上,傳媒機構始終希望由員工負責製作內容。但幾年過後,隨着傳媒環境愈來愈艱難和「散工化」這全球趨勢,有經驗的自由業者多了機會,她有了發揮空間,同時又在大學裏有穩定的工作。「我知我真係好好彩,呢句你一定要寫呀!」

文//李立峯

圖//馮凱鍵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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