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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成敗論以外的社會學習

【明報專訊】「反送中運動」從結果論,當然算是成功,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成功,恐怕還是個爭議不絕的話題。

有人認為,關鍵在6月12日的佔領。衝擊立法會示威區防線的抗爭者,與數量更多、可能只打算佔馬路的市民之間,形成了臨時的合作及良性互動。在場及事後都有人詮釋說,是「不割席」的表現。因此,坊間出現了一頗流行的說法,「不割席」是成功關鍵。這種成功論似乎想調和反對派政治的路線之爭,即自雨傘運動(或更早)以來,由戴耀廷代表的和平非暴力抗爭,與本土派的「勇武」之間,兩者在輿論及街頭上曾爭奪反對派領導權,因此有人樂見這次運動超越了兩派。

「不割席」成功論忽略政治過程

調和論有良好願望,但從「成功」角度去看,未必如此簡單。社會運動最搶眼的地方是街頭抗爭,但是,事件直接轉向之處,往往是大家看不見的地方。極少社會運動能在街頭直接「打倒」當權者,更難以在街上直接取得想要的成果,「反送中運動」亦不例外。社會運動的實證研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集中討論及分析「政治過程」的重要性,它既能引發大動員,也是決定運動是否或取得多少成果。

之前所說的「不割席」成功論,忽略的正是政治過程,當中有些關鍵過程更是我們掌握不到的。

首先,能激發民憤的政治過程先發生在議會,不是街頭,即反對派與建制派之爭在議會內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先是兩個委員會的鬧劇,再是急就章送到大會二讀,社會嘩然。同時,建制派內部也發生若隱若現的分裂,因為威脅中港越界資本家的利益,令自由黨不願歸隊,石禮謙也暗地裏搞壞了一家在港中資民企的啟德發展項目,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猶豫不定姿態,也許亦可算進來。因此,中聯辦緊張起來開工作會議,特區政府與建制派想快刀斬亂麻,弄巧不成,製造了劍拔弩張之勢。

第二,6月9日的動員已過百萬,從群眾溫和行動方式及參與者的社經背景看,都跟後來6月12日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大致認為,這是巨大民意的展現,製造了「人民vs.政權」之勢,給予了幾天後的佔領一個強大的正當性。我沒有機會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以上這兩段政治過程,一定激化了不少Telegram群組。

若成功的定義不止包含觸發廣泛動員,也包括實質成果,則涉及的政治過程更複雜,不單是群眾與統治階層的互動,也涉及統治階層及精英之間的討價還價與互動,這個政治過程在標榜「透明」的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國家裏,也不見得很透明,更何况是香港?在警察清場鎮壓之時及之後,引發更大民意反彈,建制派內部開始出現不同聲音,例如行會召集人陳智思改口風,相信是可見的最早最大轉捩點,也是特區政府暫緩立法、林鄭至李家超一連串道歉的起點。由佔領、民意反彈,到陳改口風之間發生什麼事?陳的政治前途不是靠選票,他與林鄭也不屬一個執政黨,使他改變的政治過程可能跟中聯辦、港澳辦以至韓正有關,但細節無法清楚知道,誰考量了什麼因素,誰在決定中最關鍵?佔領前後,公民社會大量動員進一步瓦解特區政府正當性,以至威脅建制派的選情,是否北京及特區政府所擔心的事?大陸民眾、台灣及國際社會的反應,又是否能起作用?

反思「香港人」是族群抑或政治共同體

嚴格來說,我們其實不那麼肯定為何成功,因此,兩種策略及路線的協作是否能當成公式,對日後抗爭是否能有參考價值,是未知之數。例如,是否可以重複這公式來把運動轉向為打倒林鄭?林鄭政權背後的政經關係盤根錯節,由香港延伸至北京,要打倒她,比撤回法案要難得多。在缺乏政治策略卻充滿街頭戰術的運動中,被建制派反戈一擊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因此,所謂正確路線,只能事後孔明,難像科學實驗般找到規律,有太多政治過程不在我們掌握之中。與其沉緬於工具理性計算及博弈思維,不如認真回頭咀嚼、思考及學習社會行動所產生的新可能與意義。雨傘運動機緣巧合地佔領過,5年後人們就較容易重演出來,它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學習反思結果。廣義的社會運動不應被一場抗爭所定義,也不應化約成觸發轉變的物理或機械式動作,它是衝突中持續集體學習實踐的過程。

對持本土主義勇武論的人來說,6.12的佔領,不單讓人認識群眾支持的重要性,而且要思考跟「我們」不同的「他們」的關係。就像佔領時不止有前線,還有街頭上民眾,甚至願意站在街頭吃催淚彈的泛民議員,也是要理解及合作的對象。又例如,曾有一段時間,經常聽到有人把不支持勇武者稱為「港豬」,所有說國語或普通話都視為低等民族或敵人(例如2015年的「光復香港」運動),這種態度的問題,不僅是「政治不正確」或歧視,而在於錯誤地製造出遺世獨立的「香港」,自絕許多同道者,以至鄰近地區、國際社會,打造絕望抗爭者的形象。至於那個「武」字,所包含的道德含意與限度,不能用「不設底線」來打發掉,否則,佔領時為何只衝擊防暴警察,而沒有出現傷害無辜市民生命及財產的「暴動」行為?更根本的是,在各個運動現場看到的「香港人」,到底是一個沒有差異只有一元的族群或民族,還是一個在運動中強調協作溝通的政治共同體?

馬丁路德金經驗 關鍵不在手段在願景

推動和平非暴力抗爭的人,不妨立足在一個更大的運動場景及光譜之中,對自己認同的抗爭傳統有更深入的反思。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經驗,對香港抗爭者有很多啟發,但若我們能避免斷章取義,應可看到更多它與香港的相關性。他的非暴力抗爭其實建基在有可能跟白人政治精英談判的可能之上,所以,才會有1964年的民權法案。可想而知,在沒有談判空間的香港政治裏,非暴力抗爭的路線更難行。另一方面,當時的美國也有許多黑人激進派別,既有像馬爾科姆.X(Malcolm X)的分離主義,主張武力自衛及泛非民族主義,也有幾近無組織但頻繁發生的黑人暴動騷亂。對馬丁路德金來說,問題不是割不割席,因為,分離主義、尚武,以至暴動騷亂,都是在美國種族統治壓迫下持續發生的社會現象,蘊含的妒恨與絕望不能視而不見。對馬丁路德金來說,關鍵不是辯論哪一路線是更有效的手段,而是提出更好的願景。在抗爭中,關鍵是如何以廣泛的不合作運動,加劇已有的社會張力,從中論述及實踐出一種希望與道德政治,與仇恨及絕望持續互動與對話。

以上的社會學習與實踐,比街頭抗爭更漫長艱難。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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