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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一個時代、一種人生——悼念陳錦康先生

【明報專訊】今年的香港,天氣反常,4月以來,煙雨綿綿,霧霾瀰漫。只是那鳳凰花,在時節的催促下緩緩地開了,雨後更顯紅豔,如杜鵑啼血,在陰冷的夜裏,訴說一個時代,一種人生。

5月5日晚,雨下個不停,陳錦康先生走了。他4月17日因中風入院,我在4月22日一個勞工團體的會議上知道這個消息,當時大家說要一起去看他,可萬萬沒有想到,他就這樣走了,來得那麼突然。

4月28日13萬人上街反對《逃犯條例》那天,也是國際工殤日,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舉行了一個悼念活動。200多名工傷工友、工業傷亡人員家屬和勞工工作者在立法會外集會,向一個自製的「工殤紀念碑」鞠躬。行動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政府豎立正式的紀念碑和設立「工殤紀念日」,以「向死者致敬」!儀式已經連續23年舉行,在醫院的陳錦康首次缺席。

官方數字顯示香港每年有35,000多名僱員因工受傷(工權會引述的醫院急診室工傷數字更高達6萬),200多名工人因工死亡,300多人患職業病。面對這個龐大的群體,專注工傷職業病的工運團體卻只有工權會。另外一個相關團體「香港健康中心」主要從事預防教育和康復服務,工權會卻注重組織和宣導,是工人組織,也是壓力團體。陳錦康不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可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一旦有工業意外發生,你就必然會在新聞見到他的身影。他領導下的工權會, 一年平均處理80多宗工亡和8000多宗工傷個案。

康仔——眾人的導師和朋友

對錦康兄,勞工運動的朋友,不管是哪個世代,哪個年紀,都親切地叫他「康仔」,他卻總會回報以燦爛的笑容。雖是後輩,我也不例外。我昔日在工會的同事、東區區議員麥德正這樣說:「我在職工盟的日子,經常聯絡康仔。工傷法例有問題,問康仔;運輸業工會反對超長工時,不要疲勞駕駛,問康仔意見;爭取禁止石棉,同康仔一齊著防護衣去示威;建築業有傷亡,幫康仔打電話尋找工友家屬,同康仔撲去事故現場。儘管今天不少人叫他『陳生』,我還是叫他『康仔』。」

雖是代表10多萬會員的總工會,因資源所限,職工盟並沒有專門的工傷職業病部門。可是,不管是工業傷亡的賠償,還是職業安全,都涉及複雜的專業知識,所以也是學運背景的眾多組織幹事最薄弱的一環。康仔不僅有豐富的經驗,也是註冊的安全主任,加上他隨和開朗的性格,是一代代工會組織者的導師和朋友。如麥德正所憶述,涉及工傷職業病的大小問題,都問康仔,所有工會的周年會慶都會邀請康仔主講職安健,因此工會理事和積極會員,無人不認識「康仔」。5月9日, 職工盟的員工會發出了致哀辭:「過去三十年來,職工盟的幹事均受教於陳錦康先生的教導。」

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

工業傷亡權益會成立於1981年,康仔1983年成為幹事,1984年起擔任總幹事,36年如一日。假如不是猝然逝世,這個故事還會延續。還是充滿精力和鬥志的康仔,還沒有退休的打算。工權會執委梁寶霖先生憶述,康仔中學畢業後,只是在「新青年合作社」做過短期印刷暑期工,然後就加入推動成立工權會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先是做義工,後成為職員。所以,工權會的故事需要從工委會說起,康仔的故事也需要從他成長的時代說起。

1959年出生的康仔,經歷了香港60和70年代的經濟起飛,和所有早期工業化的社會一樣,在經濟繁榮背後,有基層工人的血淚史。六七暴動之後,左派工會轉為低調運作,而右派工會則已被港英建制所吸納。關注資本剝削和工業災害的任務落在數個新成立的勞工團體身上。1968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工委會,走入工人圈子,宣揚教義,提供服務。從此,工委會及其奠基人,為勞工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摸索出委身貧苦大眾的工委會路線。工委會在70年代開始推動工業安全和爭取工傷賠償,成立「工傷組」,組織工傷工人到醫院探訪其他工友。在此基礎上,1981年成立了工權會。工權會和1990年成立的職工盟是工委會在香港的兩大遺產;90年代之後,工委會轉為關注中國勞工,在中港催生多個團體。

一種堅韌不屈的人生

研究工委會歷史的湯泳詩在其論文這樣總結:「令人羨慕的是,工委會曾擁有很多在工運領域上的『精英』成為職員。他們對工運的委身可謂一生之久。他們不全都擁有高級的學歷, 卻都擁有無限的天資、毅力、勇氣與創意。」包括康仔在內,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工委會職員們都是那個年代帶有理想主義和社會改革熱情的年輕人,至今都仍然活躍在工運的第一線,例如香港人熟悉的劉千石,1971年加入工委會成為職員,後成為職工盟創會主席,至今仍是工權會主席。其他骨幹職員包括李卓人(職工盟秘書長,工黨創會主席);梁寶霖(長期擔任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主任,退休後仍擔任工權會等多個勞工團體執委);鄧燕娥 (國際家務工會聯盟創會秘書長);嚴月蓮(性工作者關注組織紫藤的創辦人和長期負責人)。

在工委會的這批勞工運動領袖中,康仔相對年輕,可惜的是,他走得最早,我們已經無法邀請他去總結自己的一生。每天要面對工傷工友和死難者家屬,面對他們的苦難和血淚,是什麼力量令康仔36年如一日,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是什麼氣概令他23年一直要求設立「工殤紀念日」和「工殤紀念碑」,沒有希望也未見放棄?必然有一種高潔的生命價值支撐他堅韌不屈的人生,那就是對抗不公義的委身精神。

香港故事:照耀中國與亞洲

1993年,在深圳的港資「致麗」玩具廠發生了火災,燒死了87名女工,另50多名工人重傷。康仔和工委會人員第一時間到了醫院探訪女工,結下了一份持續至今的緣分。在香港勞工團體的爭取下,意大利的名牌公司後來賠償給大火死傷者150萬元。事件過後,中國政府推出多部法律保障工人權益,例如《勞動法》(1994)、《安全生產法》(2002)、《職業病防治法》(2002)、《工傷保險條例》(2003)。此外,致麗大火也催生了數個香港團體到內地設立為「外來工」提供服務的勞工NGO(非政府組織);早期這些機構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到醫院探訪工傷工友。和康仔因緣最深的勞工NGO 是致麗大火倖存者陳玉英(小英)在重慶忠縣成立的「自強服務站」。康仔既到忠縣協助培訓,也在香港接待來自忠縣的人員。在逝世前數月,康仔仍然在為小英的義肢籌款。5月8日,「自強服務站」發來了悼辭 ,小英說:「我一直把他當成很親切的大哥,在工作上他是我們的老前輩。」

除了致麗大火,1993年一家在泰國的港資玩具廠「開達」也發生大火,死傷600多人。這些事件都令康仔等工委會背景的勞工工作者決心將工權會的經驗傳播到其他亞洲國家。在他們的努力下,台灣、泰國、印尼等地都成立了類似工權會的組織;1997年,更成立了14個國家及地區共50個團體的「亞洲工傷者網絡」;2009年又成立了一個亞洲關注石棉的團體。工權會作為核心團體,康仔扮演了重要的組織和領導角色。提起這一切,康仔多年的戰友梁寶霖在悼辭中以社運音樂人孔繁強的《勞動者靈歌》獻給康仔﹕

是我身體在陳詞 痛斥這繁榮虛與偽 

離別暗黑的角落 勞損身心相擁抱 

仍是你我不屈

淚水點滴凝聚 沉澱着年月的重力 

無論夢境多破落 靈魂始終風中唱 

勞動者的故事

這個勞動者的故事,也是香港的故事,和康仔一代理想青年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植根在香港,他們的光輝也照耀了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勞苦大眾。

文//陳敬慈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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