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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五四運動未竟任務 專制主義批判

【明報專訊】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說:「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領導人的官方定調,卻與不少知識精英的看法大相逕庭,何為五四運動的真正意義?值得探討比較。

五四遭挖空精神內容

史學家余英時承認「愛國」是整個五四運動(包括5月4日那一天的學生運動)的基本動力,但必須鄭重指出:「愛國」是19世紀下葉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共同情操,而不是「五四」所獨有的特色。今天頗有人強調這一天的學生運動而將「五四」界定為「愛國運動」,這未免有故意挖空「五四」的精神內容的嫌疑。(《余英時回憶錄》,2018)北大憲法學教授張千帆指出:「貫穿百年的歷史情結少不了愛國主義,而「愛國」有真假之分,偏頗狹隘的「愛國」不僅不能凝聚民族力量、推動社會進步,反而會導致盲目排外並成為憲政的大敵。五四之後,我們究竟有多少憲政成就?」這個問題實在讓他這個中國的憲政學者汗顏。張說,「只有虛心吸取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用知識和抱負將中國建設成一個憲政國家,才算得上真愛國!」(《憲在:生活中的憲法蹤跡》,2011)

研究《老子》竟遭到無理撤銷研究項目的尹振環教授以他的兩部著作:《毛澤東皇權專制主義批判——剖析「秦家店」》、《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探討了五四運動未完成的任務——皇權專制主義批判。

從毛澤東批判孔子、頌揚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加上移植了蘇聯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再從鄧小平罷黜胡耀邦、趙紫陽和六四鎮壓的悲劇,尹振環探討了中共兩代領導人皇權專制主義的運行機制,指出五四運動的缺失在於沒有打倒秦家店。尹教授編製的專制主義比較表(圖)在兩書重複出現,顯示作者之重視。細察圖表,是否同中國的現狀有若干雷同之處?

思想家批評領導人

讀書無禁區。荒謬的是,一部由本地出版社出版、評論當代政治家的嚴肅著作——《鄧小平的皇權專制主義》,香港70間公共圖書館竟然無一收藏,只有個別大學圖書館和樓上書店可以找到。公共圖書館原來有一項購置圖書建議,求知愛智的讀者不妨索取並填寫表格,推薦購買此書。

尹振環身處內地,如此指名道姓批評已故領導人,極為大膽罕見。但他對五四的評價絕非一家之言。備受海內外學者尊崇、有「南王北李」之稱的思想家王元化、李慎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對「五四」做過深刻的反思。王元化(1920-2008),1938年加入中共,55年因胡風冤案蒙難,81年平反,83至85年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他說:「『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就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特徵。長期以來,人們用德賽二先生來概括『五四』文化思潮……我以為「五四」時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個性解放方面,這是一個人的覺醒時代。」

李慎之(1923-2003),50年代曾任總理周恩來的外交秘書,57年被打成右派,79年平反,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他說:「五四的精神是什麼?是啟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來禁錮着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的2200年間,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專制主義,由專制主義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義。專制主義特別善於利用集體主義為自己張目。『大公無私』,『為集體而犧牲個人』,『鬥私批修』,另歷來是一種崇高的道德理想,專制主義就正好利用之來壓制個人自由。這就是中國歷史的教訓。」(《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文選》,2017)

在李慎之看來,中國在21世紀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徹底改變專制主義。只有清除專制主義,中國才能現代化。

民主就是反專制,科學就是反愚昧。 習近平的五四長篇講話只提了「民主」一次、「科學」一次(即本文開頭那句),另外兩次是說「科學知識」和「科學文化知識」,而不是「科學精神」,「自由」、「法治」、「人權」則一次也沒有提,同五四先賢形成強烈對比。

蔡元培說:「道德之精神在於思想自由。」

胡適的名言:「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陳獨秀說:「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力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也。」

陳獨秀是中共創黨總書記,晚年致力批判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獨裁政權,作出先知式的預言:「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什麼社會主義。」(《解密檔案中的陳獨秀》,2011)

中國不知「社會契約」

幾星期前,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在港大法學院主講《契約構造的失敗——從辛亥到五四》時指出,由於中國朝野對契約政治的完全無知與漠視,致使「後五四」中國很快倒向難以自拔的極權政治。張千帆認為,1919年,知識分子和民眾都厭倦了被各路軍閥輪番綁架的共和政治;加上戰後歐洲民主的低迷和蘇維埃的崛起,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很快轉向極權主義,從此和契約政治分道揚鑣。

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最重要的基本權利有3條:思想與信仰自由、言論與新聞自由、平等(反歧視,尤其是族群歧視)。張千帆指出,長期在中央皇權統治下的中國恰恰缺乏橫向合作的傳統,政治關係的垂直化特徵十分明顯。和百年前一樣,今日中國仍然不知社會契約為何物。只要回顧一下5條政治自然法法則——思想與信仰自由、言論與新聞自由、平等(反歧視)、民主選舉、法治,在制度上究竟落實了哪一條?其中只有政治最不敏感的司法改革在1999年之後被提上議事日程,但20年之後的今天似乎也陷入了死胡同,連「司法獨立」都成了「敏感詞」。(張教授這篇力作見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網站,2019.4)

鄧小平習近平 兩套愛國者標準

習近平說:「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這個定義將絕大多數香港人驅趕到「不愛國」的行列,也與昔日鄧小平對香港人的承諾背道而馳。鄧小平1984年親口對香港人說:「不要求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

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就是考慮到香港人抗拒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讓香港人保留原有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變。如果強迫香港人愛社會主義,一國兩制要來作甚?

至於應不應該愛黨?前總書記胡錦濤說得很直白:「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12.18)

毛澤東晚年更多次警惕全黨全國人民:「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中共歷史上犯下了多少錯誤和罪孽,含冤受屈以致枉死者不計其數。現今的制度也存在不少結構性的缺陷:權貴資本主義冒頭,貪腐嚴重,法治不彰,政治專制,人民至今缺乏《憲法》列明的各種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有一句老掉牙的至理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沒有民主監督和制衡,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既然如此,憑什麼要求人民愛黨,而不是警惕、監督專權獨斷的執政黨可能會犯錯?

執政者經常掛在嘴上的,就是把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蹟歸功於共產黨,要人感恩。首先,中國經濟當年是到了崩潰的邊緣,走投無路,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簽署互保的血書,打破人民公社大鍋飯的枷鎖,才開啟中國農村的改革,絕非出自當權者恩賜。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領導人知道走毛澤東的老路是死路一條,才改弦易轍,拆牆鬆綁,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試行現代社會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又適逢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國擁有充沛勞動力,具備比較成本的競爭優勢,以致取得今天的經濟奇蹟,裏面也有港澳台及外國投資者的一份功勞。是的,我們應該研究「中國做對了什麼」(經濟學家的名言)。但是,改革遠遠沒有完結,應該繼續問:中國做錯了什麼?中國還沒有做對什麼?

如果一切功勞盡歸執政黨,對錯誤文過飾非,將改革開放前30年的錯誤美化為艱難的探索,本身就違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人只准鸚鵡學舌,歌頌聖明,不准質疑反思,微博微信上稍有敏感用詞,就封殺屏蔽,甚至取消帳號。內地一位法學教授在微博上慨嘆:「中文隨着敏感詞增加而支離破碎,不止是丟失話語權,而且一定會導致思維和表達退化——文革後期就是這樣……中國很快面臨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愛,只有自發,無法強迫。國家、政黨、主義不是揚州炒飯,怎能炒埋一碟?事實說明,只有徹底批判皇權專制主義,才能完成五四運動未竟的任務。

(二之二)

文//江關生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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