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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現場:五四運動 記憶被意義取代

【明報專訊】五四時期,北京民間的政治行動多元活躍,所開拓的政治空間多不勝數,計有中央公園、新華門前,乃至東單、西四、前門、天橋等商業繁華區。

五四事件以前,天安門前只算是北京城內次等的政治空間。五四事件在天安門前展開,純是出於學生務實的考慮,而非因該處有任何政治重要性。

五四事件後,天安門前的民間政治活動增多,民間與官方開始了百年來對天安門前的爭奪。國府北伐勝利,孫中山、蔣介石的畫像相繼懸於天安門城樓上。

自此,天安門前不再是無名空地,它的政治意涵開始沉澱。一如五四時期北京其他的政治空間,天安門前的政治空間由人的行動所創。

然而其後,五四時其他的政治行動與空間在政權更迭間被遺忘,獨五四運動與天安門廣場的偉大被重複講述。

中共手握五四詮釋權

五四是中共的建國神話,而五四事件的現場天安門前,則被「比定」為聖地。五四事件,被置於中共的中國歷史之中:第一階段由秦漢朝至鴉片戰爭,第二階段是鴉片戰爭經太平天國、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前夕,第三階段則是以五四為序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打破了中國超穩定的政治經濟格局,地主階級的利益秩序被推翻,無產階級真正當家作主。這階段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雖是一小段,卻是歷史發展中最深刻的一步。這段歷史以五四運動開始,而五四運動,則啓於五四事件。五四運動承接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啟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歷史中承先啓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中國迎來了共產主義,而後1921年中共建黨。五四事件被定為運動,因為它是黨、國的根,毛澤東也以五四的傳承者自居。

五四事件,無疑是法國史家諾哈(Pierre Nora)所言,歷史書寫中的「偉大事件」(great event)。諾哈所言的「偉大事件」有兩所指:一、事件在發生時只是小事,並不偉大,是後人對之追溯為某後來的重大歷史發展的源起,具莊嚴性。二、所謂的事件甚至不能算是事件(nonevents),後來卻無中生有,並且被賦予重要的意義。五四事件屬前者,五四運動是歷史書寫的「再造」。諾哈說,歷史不僅是「記憶的重組」,在本質上它與記憶更相互排斥。記憶是「恒久、真實的現象」,歷史則往往不準確、不完整。記憶多元分散,植根於社會;歷史總帶點獨裁意味,國家或民族傳承的歷史,史筆必由國家手執。上星期我寫五四時期各種政治活動及空間,資料撿拾自當時參與者的記憶——他們所寫的零散的回憶文字。我的目的是把記憶還原,以之與歷史做對話。

為何那個時期衆多的民間政治活動,中共獨要强調五四事件,並以之冠名整場運動?五四事件中火燒趙家樓一幕,情節精彩易於向普羅民衆講述,是原因之一。更重要者,「國民雜誌社」領導下「到民間去」的路線,對中共而言是民眾逐漸脫離愚昧狀態、在壓迫的生活中醒覺的表現,也是「具初步共產主義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知識分子聯合工人、農民、婦女等階級的「民眾的大聯合」,與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抗爭的社會革命。知識分子縱然是「首先覺悟的成分」,但若沒有民眾的大聯合,單是知識分子的行動,五四注定「一事無成」。

在中共眼裏,五四運動唯一值得紀念是「無產階級的五四」。五四事件是民衆大聯合的最佳展現,其意義自然遠高於外交協會「促進國民一致對外之心,作政府外交之後援」的國民大會。在中共官方歷史中,五四和其後的六三運動(1919年6月)相連,五四是開端,緊接的六三則上了正軌,主角是工農兵群眾,學生、知識分子退到一旁。知識分子的批判性被否定,他們成為要服從於廣大群眾的一小眾。

五四的詮釋權由中共握有,中共史家范文瀾指出,「『五四』運動之所以光榮、偉大、劃時代,正因為這個運動在思想上與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共產黨則是領導全國人民洗去垢辱,消滅強暴,創造新天地,完成『五四』所提任務的無產階級政黨。不言而喻,『五四』運動的光榮、偉大、劃時代是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所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的背離『五四』變為可恥的反動的知識分子了。」

改建天安門 脫離紫禁城

中共建政後,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透過天安門廣場的改建為北京注入新的「精神氣質」(symbolic aura)。

北伐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更名北平。1947年國共內戰大局底定,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建都北京。毛像於1949年2月13日蔣像卸下的同時換上,其時中共接管北京僅10天。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被選為主禮台。天安門本是紫禁城正門,它的前面是由宮牆圍封的宮廷廣場。1952年長安左右門被拆,天安門割離於宮牆;1955年,天安門前沿西皮市和公安街的紅牆拆除,往日天安門傲視的封閉的宮廷廣場不復存在。空間上天安門已分離出紫禁城、皇城建築群,而成了一座傲然聳立的紀念碑式的建築物,它已非皇宮正門。自50年代它的兩翼增建了觀禮台,它就成了閱兵、遊行時領導人的檢閱台。簡化了的天安門圖像再現於國徽、鈔票、郵票、宣傳海報等,是新政權的象徵。

人民英雄紀念碑

刻記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功業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選址在天安門城樓正前方。它於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紀念碑以中國傳統碑石的式樣建成,碑身的正面刻上毛澤東的題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陰則銘有碑文,申明碑用以紀念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犧牲的人民英雄。碑文如下:「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前文已述及,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共歷史中中國社會革命史的開端。1949年上溯30年是1919年,五四運動實現了民衆大聯合,是革命發展中最關鍵的一年。1949年上溯3年,是解放戰爭最後階段,中國的革命即將成功。通過碑文,中國社會革命的3個最重要階段都刻畫了在紀念碑上。

紀念碑基座四面共鑲嵌10幅共8個主題的浮雕畫,刻記中國社會革命中的8場偉大的歷史事件。八主題的浮雕畫,時序為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紅軍渡長江。八起事件都被視為現代中國歷史中的轉捩點;8個場景中,有5個發生在五四運動或之後,中共在當中起關鍵作用。以五四為分水嶺,五四前的3場革命運動都以失敗告終,為革命累積了經驗,只有五四運動及其後在中共領導下,革命才步向成功。

藝術史家巫鴻詮釋,天安門城樓與紀念碑,在空間意義上相對,前者背靠故宮,代表通向過去,而後者則表現當今乃至展望未來;中國歷史在天安門終結,而新的社會主義時代則啓於天安門前。紀念碑與天安門在空間表達上雖然相對,但兩者又組成了一個整體,表現過去和將來在時間軸上的連貫性:如今革命成功,周而復始的王朝興替到此終結;美好的將來可期,但它奠基於悠長歷史中的跌宕起伏。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佔巴士底獄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偉大事件」,五四事件可與它比擬。巴士底獄陷落當天,革命群衆開始拆卸之,至1791年夏監獄完全被毁,原址改建為巴士底廣場。拆下的石塊被分發全國,作為專制皇權的遺物被保存。巴士底獄的革命符號是透過摧毁而建立,它渲染專制的可怕、誇大攻陷巴士底獄事件的偉大、以拆毁監獄以表示專制被否定和自由的確立。巴士底獄事件述說的,是新世代與舊時代「徹底的決裂」。對於革命歷史的敘事和紀念性空間的塑造,中法顯然不同。

活潑的民間政治行動被遺忘

天安門前的空地1949時面積約20公頃,1959年改建成廣場後有44公頃,能容40萬人集會。中共建國後的新北京在明清北京城的基礎上營建。明清北京依中國傳統宇宙觀而建,被古建築學家梁思成譽為「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但在毛的眼中,老北京以皇宮為中心,外邊加上一層層城牆,表現了封建帝皇唯我獨尊和維護封建統治、防禦農民造反的思想。毛澤東曾說,中共定都北京,它的基礎是工人和勞動階級,因此要發展起北京的工業生產,其政權才能鞏固。社會主義時代開闊的天安門廣場象徵舊格局的束縛被打破,城市空間為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生活方式所用。

1949年後天安門廣場前的集會、遊行是五四時天安門前民間政治行動的抽象重塑。所謂抽象,是遊行集會已不再是五四時「桀驁不馴」、「批判一切」的行動。在建國首幾年,天安門廣場還不失是一個自由、多元的空間。除了官方在節慶時舉辦的閱兵外,民眾在平時還能在廣場中自如的遊恬、參與不同性質的活動,甚至英雄紀念碑的基石也能隨意的踐踏、搬弄。廣場中自發的群眾集體活動如集體舞蹈,並不稀見。其後,政府以集體舞「太亂的秩序,影響廣場的觀瞻」為由把集體舞安排到文化宮(即清太廟),天安門前公共空間的多元性漸磨滅。

廣場上的集體活動,都由國家組織,民間自發的不被容許。每年國慶日和國際勞動節遊行,是廣場中國家所組織的最重要政治活動。在遊行隊伍中的個人,其個性全被抹去,只能作為「人民」的一員;從城樓上領導人眼裏,隊伍每一個人無論外貌、舉止,都齊平劃一。遊行群衆要展現出「新中國人民應有的精神風貌」,遊行時表現「愛國、自豪、熱情、活潑、自信、自立的飽滿的政治熱情」。

遊行要再造五四運動「民眾的大聯合」,因此隊伍中有不同的人,以代表工、農、兵、知識分子等。遊行隊伍的排序,也有講究,排最前是軍隊方隊;然後是先後有次的工人、農民、政府人員、知識分子、北京市居民代表、運動員等隊伍。不同類別的人,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別:軍人為革命先鋒;工人是無產階級的最重要成員;農雖也是無產,但醒覺卻較工人遲;知識分子本性「不良」,要有所轉化,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發揮其作用。

五四事件後來變成了無產階級的「運動」,天安門前成了「廣場」。五四的國家歷史書寫掩蓋了記憶,歷史書寫更鑄刻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性建築群上,廣場成了共和國的聖地。有五四事件的參與者感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一年比一年更趨明顯;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卻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五四在官方歷史中的地位不斷鞏固,五四期間活潑的民間政治行動和北京城內自由的政治空間已被遺忘。記憶有時被喚起,四五、六四時示威者都憶念着五四,但他們的行動終又被更强力的壓下。今日天安門地區警備森嚴,民衆進入前要先經安檢,民間的政治活動被禁絕。五四時天安門前民間政治行動自由開展的公共空間不復見。

(二之二)

文‧李家翹(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政治地理學者)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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