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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現場:法庭以外的 正義

【明報專訊】2014年9月28日,本是平凡的一天。

那天是星期日,我如常中午起牀,吃過午餐,和3歲女兒玩了一會,然後上網看新聞。我和所有香港人一樣,關心學生運動在金鐘的最新發展。新聞說,金鐘地鐵站已關閉,前往政府總部的所有出入口也已被封,警方清場迫在眉睫。我覺得要去看看,遂匆忙帶着一瓶水和一把小雨傘從家出發。

我大約4時抵達灣仔,街上全是人,大家靜靜沿着告士打道往金鐘方向走。沒有人指揮,沒有人喊口號,也沒有人佔領馬路。去到夏愨道和添美道交界,我發覺添美道已被重重鐵馬阻隔,鐵馬後面是全副武裝的警察,密密麻麻,嚴陣以待。

人愈聚愈多,像潮水一樣。過不了多久,人潮湧出馬路,並在很短時間內將整條夏愨道佔滿,然後不斷向灣仔和中環方向擴散。那時正是黃昏,陽光照在高樓大廈的玻璃幕牆再反射下來,舉目望去,成千上萬的香港人染上一層金黃。

這些人幹嘛要走出馬路?沒路走啊。你警察將所有進入示威區的路封死,那叫這數以萬計的市民往哪裏去?那個所謂佔領的過程,完全不用什麼人指使,就像水在碗中注滿,便得往外瀉一樣。

人群唯有開始推鐵馬,警察回以胡椒噴霧和警棍。我當時站的位置,就在後來的連儂牆旁邊。我沒有那麼勇敢,只能幫忙照應那一批又一批退下來的傷者。人群擠擁,氣氛緊張,但沒有亂。離我大約30米處,有位中年男士爬上欄杆並拿着大聲公在說話。人聲嘈雜,我完全聽不到他在說什麼,而站在他旁邊的市民似乎對他所說也不為所動。事實上,整條馬路人山人海,大家想動也動不了。

那個人,叫李永達。

快到6點,我們頭上傳來巨響,我們還來不及反應,催淚彈的氣味已撲鼻而來。我們開始四散。那是雨傘運動的開始。本來平凡的一天,成了歷史分水嶺,也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命運。事後回想,如果沒有那些鐵馬,沒有那些催淚彈,就沒有後來的故事。歷史有許多因果,但這個節點是關鍵。

***

再次見到李永達,已在法庭。2019年4月9日早上,長沙灣西九龍裁判法院,佔鐘九子宣判日。我坐在旁聽席,他坐在被告席。他有個編號,叫D9。

法官宣判,D9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理由是他在2014年9月28下午呼籲市民佔領夏慤道。我看了判辭,才開始明白,這位D9原來4年多前曾煽惑我及我身邊上萬名市民去妨擾公眾,因此罪成。

這實在荒誕。

李永達當天確實說了一堆東西,但他怎麼可能煽惑我和其他萬萬千千的市民?我們選擇來金鐘和走出馬路,和李永達這個人丁點關係也沒有。法庭既然判他有罪,總得問問我們這些被煽惑的人吧?可惜沒有。

再者,你說李永達煽惑了我們,好像認定我們是一群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盲從者,只要有個人隨隨便便拿個大聲公喊幾句口號,我們就會跟着他犯法。這怎麼可能呢?我們許多都是修過通識科,懂得批判思考的呀。如此抬舉李永達並如此輕視我們,實在太不尊重人。你要告,就告我們非法集會,至少還尊重我們是個犯罪主體。

法庭或會說,這個你不用管,只要D9有煽惑的意圖就有罪。倘若如此,當天像李永達那樣意圖煽惑他人的還有不少啊。為什麼獨獨是他,而不是別人?檢控方縱容那麼多煽惑者逍遙法外,豈不過分?!

李永達之所以罪成,我想主要原因,是法庭認定我們事實上妨擾了公眾,即堵塞了交通要道。這,我們不能否認。既如此,當天所有在場成千上萬的示威者也都犯了罪。餘此類推,雨傘運動79天,所有曾在金鐘、旺角及銅鑼灣參與過佔領的人,也都犯了公眾妨擾罪。據調查,這些人估計逾百萬。香港乃法治之都,當日的行政長官、政務司長和警務處長對此視若無睹,縱容犯罪,實在是嚴重失責。

這個道理,代表第七被告鍾耀華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早在庭上清楚表達:「他希望法庭只需考慮,他只是數以千計在添美道及附近街道聚集,想要表達對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深感不滿的香港市民的一個代表類型(representative type)。他就是每一個人(an everyman)。」

這是什麼意思?鍾耀華顯然不是要逃避刑責。因為戴啟思在庭上清楚告訴我們,鍾耀華不希望法庭考慮他的個人背景,也不希望法庭判他社會服務令。他要告訴法官,雖然你判我有罪,而我實際上並沒有罪,我因此不乞求任何憐憫。如果入獄是我對抗不義的代價,就讓它來吧。

以我理解,鍾耀華是要法庭和公眾明白,你今天審我,不是在審我鍾耀華一人,而是同時在審當日數以萬計像我這樣走上街頭的人,就是在審所有吃過催淚彈睡過帳篷並在街頭痛過哭過的萬千香港人。   

這不是比喻。這是事實。

政府可以選擇性地檢控這9個人。但如果這9個人有罪,實際上也就意味着所有參與雨傘運動的人都有罪,都在干犯公眾妨擾。在此意義上,「鍾耀華可以隨便是某個男人的兒子,或某位女性的弟兄。除了那份對民主信念的委身,這個人沒有任何特別可供辨認的性格或特徵。」

知Eason者,莫若Dykes。這是一份足以留史的判刑簡記。

***

政府或許會說,是啊,你們都有罪,只是我們仁慈不檢控你們而已。你們應該感恩。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們一起好好想想,這一百萬雨傘人,到底為什麼吃飽飯沒事幹,無緣無故跑去做什麼公眾妨擾。

不過請先記住啊,這一百萬人,不是一個抽象數字,而是一個一個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香港人。這裏面,有穿著校服的中學生,有花樣年華的大學生,有地盤工人裝修阿哥看更叔叔洗碗阿姨,有穿著西裝打着領帶的中環白領,有平時喜歡逛街看電影喝咖啡去旅行的女文青,有記者有社工有教師,有傷殘人士綜援人士,還有許多年邁的公公婆婆。

他們生於斯長於斯,深愛這片土地。他們不為個人名利,絕大部分沒有政黨背景,為什麼要冒着被人打被人告被人羞辱的代價,花上整整79天來妨擾一個屬於自己的城市?

你可以不同意,但必須嘗試理解。

英明的法官大人,請你千萬不要輕省地說,這一切都和法律無關,是故不用考慮。是的,這也許和法律無關,但卻絕對和正義有關。什麼是正義?正義就是國家權力的正當行使,必須給予每個平等公民其應得的合理的公平對待──無論是在法庭,還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可以肯定地說,這百萬雨傘人選擇站出來,是因為他們深切感受到香港制度的巨大不正義。這是他們生命的吶喊。吶喊什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判決之日當法庭大門打開,從大堂傳進法庭的那洪亮悲壯的眾人之聲:我要真普選。

***

香港的社會運動,從上世紀80年代始,到八九六四再到九七回歸,從五區公投到和平佔中再到雨傘運動,一以貫之的信念,就是爭取香港要有真民主。

民主為何如此重要?因為有了民主,我們便可以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去選舉我們的行政長官,從此告別689和777;有了民主,我們便可以用手上選票,去捍衛我們珍而重之的基本權利和核心價值;有了民主,我們便可以有望撼動政商共謀和財團壟斷的困局,逐步改善香港的分配不公;有了民主,我們便可以自豪地說,香港是我們真正的家,我們不再是活在香港的異鄉人。

我們當然知道,民主並非萬靈丹;我們也知道,民主需要許多條件配合;但我們更知道,只要香港一日沒民主,權力的正當性就沒法建立,許多根本的政經困局就無從破解,而我們更不可能在政治參與中活出一種有尊嚴的公共生活。

我們撐起雨傘,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公眾妨擾,更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公民抗命,而是因為我們經過多年努力,胼手胝足,真普選仍然遙遙無期,我們唯有以失去一己人身自由之險來爭取所有人的政治自由。我們在最絕望的處境,發出最悲憤的吶喊,以求為香港尋新路。

法官大人說,你們真天真,竟以為憑你們這些血肉之軀,可以改變當權者的意志。說得對,這些人很天真。只是,法官閣下啊,你可曾知道,世間最美麗之事,往往由天真而來。

***

雨傘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用法官在判辭中引用的當代著名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名著《正義論》的說法,公民抗命是一場公開的、非暴力的、基於個人良知的政治行動,目的是通過有意違法以求改變不義的法律和政策。據此定義,雨傘運動絕對是現代政治史上公民抗命的經典案例。

教人意外的,是法官在判辭中,卻斷然拒絕在這場審判中被告可以引用「公民抗命」作為抗辯理由。法官說,這是一場刑事檢控,被告的政治理念不在他的考慮之列。那麼這些被告是什麼人?他們是一群追求正義的刑事犯。

實在無語。

法律人呀,既然你們的最高職志是追求和捍衛正義,那麼也請緊記《正義論》中的第一句話: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法律和制度如果不義,便必須被修正,甚至被放棄。

法庭是法律制度的一部分,法律是整個社會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基本制度如果不義,那麼基於這些制度而做的判決很可能同樣不義。香港制度的一個重大缺陷,正是長期剝奪平等公民應享的政治權利。羅爾斯說,沒有政治權利的社會,極度不義。因此,我們千萬不要說,只要依法而判,正義便在你的那一邊。

法庭以外,有更高的正義。

文//周保松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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