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封面

下一篇
上一篇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全球民粹主義下社會運動

【明報專訊】2008年金融危機後,民粹主義於全球各國急速冒起。於此背景下,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職工盟和國際社會學協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簡稱RC47)於2018年6月底一連兩日舉行「全球民粹主義下的工人與社會運動研討會」。各地的與會學者介紹了不同地方的民粹主義和社會運動近况。左翼平台「夜貓」編輯李峻嶸博士與促成會議的陳敬慈副教授去年底就着會議的內容和背景進行一場對談,再於近日修訂成下文,以左翼視覺深探民粹主義,思索策略。

李:你理解民粹主義是什麼?為什麼近年成為世界趨勢?

陳:對於「民粹主義」,不同人有不同理解和定義,不同定義又帶來不同結論。首先是反建制精英(established elites)的,這裏所說的建制,並不一定是香港語境下的親政府,而是現行主流政治體制內有影響力的精英。第二是民眾傾向直接與他們心中的領袖互動,不需要社會團體或者精英做代理人。第三就是政治訴求或意願的表達會多訴諸情感或情緒,而少用理性或者思辯。

民粹主義的興起,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起點。08年世界經濟危機,舊的社會共識(1979年至2008年30年的新自由主義霸權)沒落,支撐這一共識的「公民社會」(傳統政黨、民間團體、商業主義工會等)同告失效,而新共識未得以形成。第二,非組織化的和原子化的工人、貧民、弱勢群體,和年輕一代的社會不滿加強。第三,在以上的環境下,新的政治領袖出現,這些領袖可以是剛參政的「素人」,也可以是本來邊緣化的政治人物,但有一點共通,就是以新鮮面孔帶來新的希望。第四,網絡、新媒體成為新型政治領袖直接對群眾進行社會動員的有效媒介。

在以上四點條件共同執行,形成大眾/群眾社會(mass society)。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不同,大眾社會,就是指少數的政治精英,直接的與群眾接觸互動,再也不需要公民社會中民間團體、工會或教會等的仲介和代理了。這就形成了上面所說民粹主義的幾個特徵。

李: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主席Geoffrey Pleyers提到,不少地方的抗爭運動都出現了反動和進步派行動者合流,令兩派運動界線愈見模糊的現象?我理解香港的普選和佔領運動也有類似的情况,你怎樣看這現象?

陳:某程度上是的,但香港的情况有些不同。香港主流的政治分野不是左右之分,而是親政府的建制和反政府的民主派之分。香港科技大學蘇耀昌教授和葉炳霖先生有個研究相當有趣,他們比較所謂「愛字號」的親政府組織和本土右翼團體,他們發現兩類團體看似十分不同,一個極端支持政府,一個極端反政府,然而卻有三點非常相近:

第一,都有反移民和排外的傾向,包括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的移民;

第二,組織模式都是疏散的,例如部分僅以社交群組為組織單位(例如wechat/whatsapp/facebook group),成員資格沒有清楚界定,也沒有會章制度和理事會等設置,更沒有選舉主席、副主席等民主程序;

第三,對主流政黨都有很大不滿,並傾向採取比它們應該激進的行為和行動表達意見。

李:匈牙利的經驗是:若左傾或中間政治團體一直缺席而有危機出現時,本來逗留在社會民主場域的選民就很容易被右翼政黨吸納。這個教訓是否都適用於香港?

陳:是的。泛民有個別人士和團體,有社會民主傾向,但是力量薄弱,民主派的主流是自由民主主義,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禍害,和現行選舉制度的階級屬性缺乏批判。無論是社民連還是工黨,在重要時刻(例如2014年佔中期間,到最近的九龍西補選)都是主張民主派的大團結。左翼或者社會民主的路線無法清楚表達,以達宣傳教育目的;反而2003年後成立的有別於主流民主派的政黨,成為新興的右翼勢力抨擊泛民及其領袖時針對的重點對象。反叛的年輕一代,和被壓迫的貧苦大眾,在2003年曾經選擇支持有社會民主傾向的政黨,遺憾的是,社民政黨的激進形象已經被右翼力量所代替。

李:阿根廷和美國的例子是,民粹主義者也可以是執政者。當下的中國大陸或者香港算不算以民粹主義為執政手段?

陳:很多亞洲國家算是一種威權民粹主義。美國華人學者唐文方有專著,以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形容當前的中國,並解釋雖然針對地方政府的社會抗議不斷,政權卻還是基本穩定,中央政府並沒有受到大的挑戰。在他看來,中國民粹威權主義的根源在於中國從革命時期到執政以來一直奉行的群眾路線。就是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已經透過剷除地主鄉紳等國家政權和普通百姓之間的仲介和代理,也即是上面所說的公民社會。中國執政以後,獨立的公民社會(例如宗教,民間組織)是不允許的,所以中國變成了群眾/大眾社會(mass society)或者極權社會。所謂的群眾路線,按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黨內的精英及其所制定的政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中共執政之後,群眾路線的頂峰是文革時期,而近幾年習近平執政以來,又再次高調推動群眾路線。我認為習起碼有三個政策是得民心,例如反腐鬥爭、環境保護和鄉村振興。這些政策,都是以搞運動(campaign)的形式,全力進行。群眾路線鞏固了群眾社會的統治基礎,也同時抑殺了胡溫時期相對寬鬆的「公民社會」。

至於香港政府,在長遠來說,可能也有走向民粹的傾向,但是目前還不是很強。特區政府的支持度和認受性遠遠低以亞洲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個典型威權民粹主義亞洲國家,香港也在積極的學習新加坡。

李:過去這一年,對香港左翼來說,選舉失敗的結果相當沉痛。 在會議中,幾位學者都提到罷工、工人運動的樂觀經驗。這是否意味着選舉未必是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的最佳戰場?

陳:政治選舉是上層結構,工作場所的鬥爭和組織是下層建築,兩者互為辯證關係。在美國,特朗普上台後,馬上就有這樣的討論和反省,怎樣才是有效的策略?相對年輕人或部分活躍分子,傾向政治鬥爭,在民主黨內壯大民主社會主義聯盟「Democratic Soclialists of America」,聯盟的成員數目在特朗普當選一年內以10倍增長,並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派出年輕成員成功取得眾議會議席。這是一條路線。但是也有組織者,認為職場的組織更加重要,全力的投入到教師工會的組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去年以來美國風起雲湧的教師罷工,發生在包括多個工會運動積弱,特朗普勝出的州份。沒有強大的工人階級民主組織和政治經濟鬥爭,僅僅是靠魅力型的領袖做號召,或者能贏得一場選舉,要鞏固成果,推動更加持續的社會變革仍然是困難的。

李: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E. Florence提到,在這一刻階級更需要被重提。當右翼經常強調民族身分、本土認同的時候,階級是否對抗右翼民粹的手段?你怎樣看這建議?

陳:在理論上是對的,階級是學術的概念和語言,是一種分析工具,它能幫助我們將表面的社會看得更清楚。當我們回到很具體的,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我們要適當運用階級的概念,但不一定要用這個字眼。讓我舉兩個例子:

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他們說這是一場99:1%的運動,不需要用階級的字眼,卻很生動地將階級關係描述出來了。還有英國工黨,他們目前的口號是for the many, not the few。在此之前,不管是工黨還是保守黨,都將自己描述為全民黨,代表所有人,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在香港 ,學生、泛民和文化左翼都以「香港人」這一族群身分團結支持者爭取民主。但是很多有權勢的香港人正是目前這個選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如何可成為被團結的對象呢?反過來說,他們怎會接受你的團結呢?而且這種文化身分的強化和優越感的建立,必然成為右翼民粹主義的溫牀。

在場的「夜貓」編輯覃俊基補充:在其他各國,08年後新出現的政治勢力,都會選擇問題歸咎於誰身上,右翼民粹就會把問題歸咎其他國家身分或民族的人,如果左傾就會如上述例子訴說問題。但香港並無類似的東西,泛民的路線始終將問題放在政府,而不是很想將不同階級背景的人分開,不想說清楚問題就是在少數最有錢、最有權力的人手裏,中間偏左政黨沒有提供alternative,就會被歷史潮流擊倒。最恐怖的例子就是希臘,希臘原來的中間偏左政黨全面崩潰,政黨PASOK由得票率40%,跌至近年只餘數個百分點。

李:會議的目的是要探討建立進步聯盟的策略。就此有什麼意見?

陳:會議上討論了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等進步運動相結合的可能性。例如南非的Devan Pillay教授分享了他們的工會有關「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紐約城市大學的Manny Ness教授分析了美國新興起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就和不足,例如只是專注國內政策,尚缺乏國際視野。大家交流了看法,沒有結論。我個人認為,說要建立不同社會運動的進步聯盟,不是新的東西,起碼在1998年西雅圖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抗議之後,全球公民社會已經普遍有這樣的說法。當時提出這個策略是有前瞻性,因為1990年代有很多各自割裂的身分政治團體,需要鼓勵、團結大家走在一起。今天假如有什麼新的話,就是國際形勢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在世界各地,右翼民粹和威權資本主義都成為主導力量,並互相競爭。過去的話語已經無法回應目前的形勢。假如有進步聯盟,這個聯盟就不應該只是不同身分政治團體的聯合,而是建立新的社會力量,對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有所想像,我們要爭取的是怎樣的社會形態 ,有什麼內涵?新自由主義下的政治民主化,顯然已經失去號召力和說服力。

按:對談文章交到「星期日生活」後,編輯因應香港近日有關《逃犯條例》出現的最新情况,向陳敬慈提出了補充問題。

星期日生活問:

有意見認為針對逃犯條例從早前參與遊行的示威者看來,青年似乎在今次抗議中缺席,似乎他們是仇富大於反(違人權自由的)「送中」條例,你是否認同,對逃犯條例的看法如何?

陳:逃犯條例令人擔憂,公眾的焦點是條例可能成為政治打壓和政治報復的工具。近幾年已經有異見者在香港和東南亞失蹤,後在中國被認罪的情况出現,以後這些打壓和報復可能「合法化」進行。政府不顧主流反對聲音,卻在商會要求下剔除與商業及經濟相關的罪行。從選舉制度到日常運作,特區政府都充分代表資本的利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假如青年人有那麼一點「仇富」的情懷,他們應該因憤怒而上街。事實不是,大家沒有醒覺到這是問題,商界也是「香港人」本土論述的一部分。公民黨黨魁更在商會表示歡迎後,說商界仍然是擔憂的,政府有責任與商界繼續討論。青年缺席,很多原因,更多的是大運動失敗後的失落感,而網路已經提供了一個「表達」不滿的平台;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反抗運動走在一條我上面所說「失去號召力和說服力」的方向上。過去和現在都在中國的發展謀取暴利的香港資產階級不可能是盟友,亞非地區(包括中國境內)受官僚資本主義的強勢崛起所壓迫的群眾,才是反抗基礎和團結對象。

■答:陳敬慈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專注勞工、全球化及中國公民社會研究。1999年港大學生會會長,自此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問:李峻嶸

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競技運動愛好者,但覺得左翼運動更有意義。現在工餘為左翼平台「夜貓」出力。

文//許嘉寶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