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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書評:德里克的《殖民之後?》

【明報專訊】2016年夏天,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接受了台灣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的邀請,發表了一系列的講座。講座內容加上兩篇導言及一篇專訪,構成了《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這本小書的內容。德里克教授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專家,專長中國革命史。他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短暫任教,亦多次來港參加學術研討會。不過,在他的學者生涯中後期,專注更多和影響更大的是廣義的文化研究,包括後殖民評論和全球化理論等。1990年代,當文化研究快速地在香港發展的時候,德里克是其中一個最廣受討論的思想人物,筆者亦受益不淺。

德里克出生於土耳其一個商人之家,大學時期已經是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思想進步,在保守派眼中是個共產黨員,雖然這不是事實。後來他拿了獎學金去美國讀書,卻碰上學運的大浪潮,他決定放棄主修物理,改讀歷史。他當時雖然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但對中國發生的事(指文革)產生很大興趣,於是開始學習中文,更因為這個原因,後來去了台灣學習,他成為中國研究專家之路亦由此開始。

嚮往革命 不安於做中國專家

雖然德里克對中國革命的研究豐富紮實,但他對「革命」本身的嚮往和思索,無法令他安於成為一個「中國專家」。相反地,雖然他和一般左翼知識分子一樣反對帝國主義,然而他並不滿足於像很多「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一樣,利用他的族裔身分和對祖國「國情」的認識,自居「土著」的「代言者」,安穩地在西方學院之內去批判(被高度簡化的)「西方」。與此相反,他思想歷程中的「跨文化」之旅,倒反給予他一種敏感度,不懈地警惕和批判「第三世界知識分子」。

德里克理論創新最活躍的時刻,是美國人文學科領域出現「後殖民研究」潮流的時候。來自前殖民的知識分子,開始大力批判帝國主義的遺緒,在舊式的殖民統治日薄西山之時,仍然在文化、心理和知識結構的層次,宰制着獨立後的前殖民地。不少後殖民研究,也直面民族獨立運動的種種失敗和困境,反思「殖民之後」文化身分認同的詭異和複雜,反思「國族認同」,更為積極正面地肯定文化的「混雜性」。

德里克雖然肯定後殖民研究鬆動既有的知識結構、開拓新的文化認知空間的重要,但卻不滿於這種簡單的「文化轉向」。因為對他來說,這種「後殖民」文化批判無法推動真正有效的激進政治,因為在「多元文化論」的「身分政治」之外,根本不會幫助身處被剝奪處境的人們找到應付和抵抗今日世界困局、亦即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出路。而且,這種本意不壞,訴諸寬容價值的「文化政治」,由於不斷以反「歐洲中心論」的政治正確姿態,抵消了有效的批判實踐,反而促成了一種「文化主義」。

文化主義化身文化民族主義

德里克堅持,「文化主義」不單沒有真正去除帝國主義的餘緒(即完成「解殖」),還會助長更值得憂慮的「文化民族主義」或「文化復興主義」。這些在舊式帝國殖民主義退出歷史舞台之後,在前殖民地出現的思想,使得不少「國族建構」的工程可以取用它們來排斥其內部的少數,甚至遮掩其延續和運用同樣是具有「殖民性質」的手段。德里克認為,這些可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的現象,竟然不為後殖民研究所正視,實在是一大弊病。原因是在西方學院內不少來自第三世界、以「左派」自居、以「反西方、反帝國主義」為旗號的知識分子,若非只關注如何在西方爭奪「話語權」,就是把「後殖民」這一類理論返銷自己的國家,實質上擁抱文化民族主義,否認普世價值,貶抑內部的批判實踐,是為大患。

德里克在台灣的這幾次演講,把他理論反思的觀點,結合他對中共、土耳其、「正統派」伊斯蘭、印度教基本教義派的批判,因為他們都不約而同犯上文化主義的毛病,把文化抽離歷史地實體化,並以侵犯固有文化的純粹性為名來否定啟蒙的批判精神,貶之為受「外國勢力」唆使,或者乾脆是「殖民餘毒」。他在台灣成大的演講中,解剖了台灣多重的殖民經歷,也談及香港為保地方自治力抗中央控制的抗爭,特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族建構,為了構造單一民族認同而排斥台、港的獨特性,說明他所指的「國族建構內含的殖民行為」。而這種單一的「中國」及「中國人」身分的執念,正是文化主義者把文化實體化和「去歷史化」的結果。而這本書的另一章,更專門地就「中國」這個符號進行條分縷析的歷史追塑和解構,亦有一章力陳他對「孔子學院」的批評。

西方霸權終結 實質資本主義全勝

事實上,德里克關注「文化主義」在「中國」的張狂,是貫徹着他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懷,因為他認為真正主宰着人類未來的,並非我們能否找出所謂有別於西方/歐洲的「另類現代性」(例如「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性」)。相反地,當社會主義革命挑戰資本主義失敗之後,民族主義的復興並沒有提供真正的出路,而是「後革命」時代的來臨,也即精神上的全面投降,「告別革命」。

在「後革命」的年代,以「歐洲現代性」推動起來的資本主義動力,正在快速地擺脫舊有的「帝國主義侵略」架式,而是把眾多前度的殖民主義受害國也換裝為「全球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者甚至挑戰者,隱身成「發展主義」的信徒。表面上是「西方」霸權的終結,實質上是資本主義霸權徹底的全面勝利。這些新興的競爭者以「復興文明」為掩飾,卻實實在在的完成資本主義對全球的徹底佔領,形成合謀多於對抗的跨國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最新形態「新自由主義」不單不否定國家,反而成了跨國共通的管治邏輯和政治理性,擴大對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也收編了以「國家」「民族」為名的「文化特殊性」。

堅守跨文化追索革命理想的初心

「文化特殊性」的鼓吹者不單沒有挑戰這種資本主義的普世邏輯,反而是被挪用為消解對這種可怕的資本普世權力的啟蒙批判精神,消滅異議。不過,面對這個困局,德里克仍然堅守他跨文化追索「革命」理想的「初心」,拒絕文化主義的誘惑。這種拒絕「告別革命」的執持,正好和他拒絕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同時一併把啟蒙批判精神拋掉一樣。

這次他在台灣發表的幾個演講,非常精要地把他的主要思想成果和學術貢獻作了一個極簡的概括,也沒有保留地活用他的理論,分析台灣、中國及香港所面臨的困境。書中兩篇分別由台大歷史學者林易澄和成大台文系教授楊芳枝所寫的導言,提綱挈領地點出德里克思想的精要。他也在書末稀有的訪問中,講述了他學術生涯中多姿多采的片段,活現了一代思想家的神采。

講座後的翌年(2017)德里克因病離世,這本小書就成了他臨終前最重要、或者是最後一次的重點學術活動的仔細紀錄。那次講座與討論,筆者原來也準備參加,可惜因事錯失,得閱此書,喜不自勝,亦算補償了一點遺憾。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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