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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蕭紅:動盪的時代,女作家的日常

【明報專訊】二○一八年初,因為如願以償,獲得為香港電台拍攝蕭紅紀錄片的機會,重讀了蕭紅的作品,以及關於蕭紅的文字,最令我覺得親切的是幾位女作家們書寫的日常。學生時代讀這些文字時,不免受師長影響,過分看重大時代背景。拍紀錄片、看紀錄片多了,倒覺得文學中最為永恆的不是戰亂,而是每天都要面對的人、事、情緒。蕭紅的日常之中,有對寫作的堅持與堅守,很多煩惱都源於柴米油鹽擠壓了閱讀尤其是寫作的時間。我不由想起日本女導演河瀨直美,在有資金的時候就拍攝劇情片;在拍劇情片的空檔,她就拍攝紀錄片,包括懷胎生子的時候拍攝自己的身體變化、感受,永遠不讓攝影機離自己太遠。蕭紅當年也是稍一安定,就可以寫出比較大的作品;在動盪之中有幾天安閒,也能寫出出色的散文和短篇小說。

蕭紅交往的所有人應該都看過《回憶魯迅先生》,這本小書出版時相當轟動,如作家鄧小樺感嘆:「你是什麼人啊,怎麼敢如此寫魯迅!」而蕭紅「敢於」寫的正是魯迅和許廣平的日常,甚至告訴我們許廣平如何持家,魯迅先生如何自己吸比較便宜的煙、只用好煙招待客人,才能應付各種開銷,包括給青年作家們個人和出版的贊助。我猜想,蕭紅這樣的寫法,可能鼓勵了很多作家敢於書寫日常;而女作家們原本就是書寫日常的高手。以下就以白朗、丁玲、梅志三位女作家為例,看看她們如何寫蕭紅的日常。

白朗: 她的溫柔和忍讓沒有換來體貼

一九三二年在哈爾濱結識的文青之中,白朗是極少數和蕭紅成為摯友的女作家。蕭紅的第一個孩子因為無力養育而送人,白朗也有過類似放棄孩子的經歷,這在她們之間多少也有些新女性的決絕,否則她們後來可能都成不了作家。蕭紅和蕭軍是戀人,白朗則和表兄羅烽結婚。目睹蕭紅蕭軍在食不果腹、愛情豐厚的情况下勤奮寫作,白朗曾感嘆:

每當我走進那不見陽光的小屋,就會感到一種幸福的和諧 ,只能看到他們啃嚼着乾了的麵包,卻從未看到過那因過分的貧困的迫壓而顯露的愁眉苦臉。……在互相砥礪之下,不斷地寫,嚴肅地寫,不管是溽暑或嚴冬,他們流着汗或是痙攣着凍僵的手,在消耗那無以補充的腦汁。……這一切,像謎一樣地迷惑我單純的心。

——〈遙祭——紀念知友蕭紅〉

一九三四年夏天二蕭先是離開哈爾濱到了青島,然後開始和魯迅通信,收到先生回信之後,十一月一日,二蕭到達上海時,他們心裏最急着見到的就是魯迅先生,而先生對他們的特別照顧有一層重要的涵義:他們從東北淪陷區來,最先以文學描寫了東北人民的抗爭,也是那代人中最早開始漂泊的作家。兩人在上海同時成名,比翼文壇,本是令人羨慕,但蕭軍和兩個從東北南下的女性舊情復燃。這時也到了上海的白朗,又見蕭紅:

紅是一個神經質的聰明人,她有着超人的才氣,我尤其敬愛她那種既溫柔又爽朗的性格,和那顆忠於事業忠於愛情的心;但我卻不大喜歡她那太能忍讓的「美德」,這也許正是她的弱點。紅是很少把她的隱痛向我訴說的,慢慢地,我體驗出來了;她的真摯的愛人的熱情沒有得到真摯的答報,相反的,正常常遭到無情的挫傷。她的溫柔和忍讓沒有換來體貼和恩愛,在強暴者面前只顯得無能和懦弱。

——〈遙祭——紀念知友蕭紅〉

這段文字總結的是白朗從日常接觸中「感受」到的。對照梅志和其他人的文字,我們可以知道讓蕭紅遭受精神(甚至身體)上的痛苦的「強暴者」是誰。白朗此時的感情還沒有出現問題,她對於蕭紅的隱忍可能是不願接受的,要強的蕭紅也不願訴說。

幾經波折之後,蕭紅和作家端木蕻良一起到重慶時,她還懷着蕭軍的孩子,端木把她安排在友人家住,可以想像蕭紅住在不熟悉的友人家裏的不安。一聽到白朗也到了重慶,立刻發電報去,獨自乘船幾個小時,從重慶到達江津。在白朗家裏,她生下第二個孩子,幾天後死去。這段時間她「暴躁易怒」,卻仍舊不肯向摯友傾訴——

有一次,她竟這樣對我說:「貧窮的生活我厭倦了,我將盡量地去追求享樂。」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反常的。我奇怪,為什麼她對一切都像是懷着報復的心理呢?也許,她的新生活並不美滿吧?那末,無疑地,她和軍的分開該是她無可醫治的創痛了。——〈遙祭——紀念知友蕭紅〉

後來蕭紅還真的和兩個日本女友,反戰的池田幸子和綠川英子,共度了一段戰事平靜期的「享樂」時光。

一年後,蕭紅和端木從重慶去了香港,白朗則和羅烽等人去了中共的根據地延安,蕭軍也去了延安。當時很多左翼文人去延安,除了痛恨腐敗的國民政府、嚮往「聖地」,主要因為延安有供給制,有相對比較安全的環境。但事實證明,很多作家到延安後創作力驟減,生活艱苦、物質匱乏是一方面,組織生活佔據了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時間,等級制令美國作家斯諾《西行漫記》中描繪的理想樂園大打折扣。作家們將不滿情緒以雜文的形式抒發出來,卻導致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的整風運動,為了「統一思想」而開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批判與互相批判,讓很多人精神分裂。這其中就有白朗,她在運動後喪失了寫作能力。這些都發生在蕭紅死後,而她當年選擇不去延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看到延安怎樣改變了丁玲。

丁玲: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

一九三四年蕭紅到達上海時,丁玲已然是當時文壇上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初登文壇時,以《莎菲女士的日記》大膽地書寫女性的欲望;她本人生活和寫作之中,都有多角關係。丁玲曾經和魯迅有些交往,她一度被捕時,魯迅也有「可憐無女耀高丘」的詩句。蕭紅從《生死場》開始,就為魯迅重視,認為她會很快超過丁玲。一九三六年秋,丁玲就率先前往延安,受到中共全部高層人物的歡迎,毛澤東隨即寫詞相贈,稱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丁玲的研究者們都喜歡強調,同時獲得魯迅和毛澤東詩詞的作家,恐怕絕無僅有。這裏面的性別政治是很明確的,很多崇拜丁玲的女學生奔赴延安,比如開封女中的薄平,是為了去「找丁玲」。

丁玲和蕭紅的見面,發生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當時蕭紅和蕭軍、端木蕻良、聶紺弩等人到了山西臨汾,準備在山西民族大學任教。丁玲當時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主任,來到臨汾,和他們見了面。從當時的照片可以看到,三十四歲的丁玲略微發福,一身戎裝;二十七歲的蕭紅則形象亮麗,衣著入時。丁玲在後來的回憶文字中這樣描述蕭紅:

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於粗獷的我,驟睹着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着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許多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麼會那樣少於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緣故吧。但我們都很親切,彼此並不感覺到有什麼孤僻的性格。我們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

——〈風雨中憶蕭紅〉

我讀這段文字時,一直在想,蕭紅究竟喚起了丁玲什麼樣的回憶?是對她自己初登文壇時的回憶嗎? 兩人同框的不多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她們的相處是愉快的。此後,她們和西戰團一行人一起去了西安,路上大家還一起編抗戰劇《突擊》,到西安就排練上演了。到西安之後,丁玲曾經和聶紺弩一起去了一次延安,蕭紅則和端木蕻良留在西安。丁玲和聶紺弩返回西安的時候,蕭軍同行,此時丁玲和蕭軍對彼此印象非常好。李歐梵教授曾經在和我的訪談中評說:

丁玲是第一個女作家,把女性心目中的男性形象赤裸裸的表現出來了。莎菲喜歡兩種的男性典型,一種是典型中國文人,五四知識分子的典型,她覺得不夠刺激;一個是長得很鹵莽,用現在的話說,她身體的欲望被引出來了。我猜丁玲的生命力非常強,個性也非常強,一個敢做敢為的女性。雖然她的文學技巧不是那麼好,她在五四時期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夠磨滅的。在個性上蕭軍和丁玲比較相近。

在西安,蕭紅與蕭軍終於分了手。後來在延安,有相當一段時間,丁玲和蕭軍保持着親密的關係。蕭紅並非一開始就不想去延安,但是丁玲身上的延安「特質」,是令她對延安卻步,這一點梅志的回憶雖一筆帶過,卻很清晰。梅志本人聽說延安有保育院,也動過去延安的念頭,不過她的丈夫、著名評論家胡風,卻對延安很有保留,選擇到比較自由的香港。

在延安,蕭軍已經開始的小說《第三代》一直未能完成,整部蕭軍的《延安日記》中,想盡地記載了他不能寫作的苦惱,他的創作因為種種原因停滯了。當年和他寫作競賽的蕭紅則持續地發表作品。事實上,蕭軍的情况在延安很普遍,丁玲也是為數不多可以持續創作的作家之一。在大時代、大動亂之中,丁玲到了前線,隨筆中就寫出前線戰士的日常,蕭紅在後方,仍舊可以寫出戰時後方的日常;她們都不會像很多男性作家,因為觸摸不到大時代的脈搏而寫不出作品。

梅志:她對蕭軍還有這麼深的餘情

梅志比蕭紅小三歲,二十歲就和胡風結了婚。在上海,胡風是魯迅晚年往來很多的弟子之一,梅志也因此常去魯迅家裏,和許廣平、蕭紅都有不少談話。給《生死場》做了跋的胡風十分欣賞蕭紅,在家裏、在蕭軍面前都誇讚過蕭紅的才華。 梅志回憶蕭紅的〈「愛」的悲劇——憶蕭紅〉裏面寫的幾乎都是日常。梅志沒有直接誇讚蕭紅的小說,而是以日常對話的形式,寫出她曾問胡風為什麼《生死場》並不符合流行的「小說作法」,胡風還笑她迂腐。她通過和蕭紅接觸,才知道北方人很多不同的生活習俗。

胡風在一九三七年辦了《七月》雜誌,蕭紅蕭軍都是早期的撰稿人,大家又一同在年底避難到達武漢。由於住的不遠,梅志與蕭紅經常見面,又以日常對話的形式,記錄了兩個人關於兩位外國女作家作品的討論。關於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自傳性質的《大地的女兒》,梅志記錄兩人有如下對話:

蕭紅:你看過這兩本書了,喜歡嗎?喜歡哪本?

梅志:喜歡《大地的女兒》,讀了它使人感到應該追求理想,為理想而鬥爭……她堅強勇敢,從小就反抗舊社會的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你看她後來就敢同一個亡國奴印度人結婚。

蕭紅:是這樣,還有呢?

梅志:總之我讀了很感動,她是一個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壓迫者,對嗎?

——〈「愛」的悲劇——憶蕭紅〉

梅志覺得自己的見解疏淺,希望聽聽大作家蕭紅怎麼說,但是蕭紅後來發表的讀後感並不令她滿意,她覺得蕭紅是不善於寫評論的。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對照胡風那些洋洋灑灑的論述,蕭紅的評述的確太短、太不全面了。蕭紅在〈《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一文中這樣寫道:

男權中心社會下的女子,她從她父親那裏就見到了,那就是她的母親。我恍恍惚惚地記得,她父親趕着馬車來了,帶回一張花綢子。這張綢子指明是給她母親做衣裳的,母親接過來,因為沒有說一聲感謝的話,她父親就指問着:「你永遠不會說一聲好聽的話嗎?」男權社會中的女子就是這樣的。她哭了,眼淚就落在那張花綢子上。女子連一點點東西都不能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犧牲好話或眼淚。男子們要這眼淚一點用處也沒有,但他們是要的。而流淚是痛苦的,因為淚腺的刺激,眼珠發脹,眼瞼發酸發辣,可是非犧牲不可。 

對史沫特萊關於性別、關於階級的表述的認同,蕭紅在此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不過她捕捉的點仍舊是一個日常的場景。人生悲苦、醜惡,但蕭紅覺得「《大地的女兒》的全書是晴朗的,藝術的,有的地方會使人發抖那麼真切」。完成了上面的評論,蕭紅筆鋒一轉,說要把看書那天的情景也記錄下來。那天天氣晴朗,為了要準備與史沫特萊的對談,她借來《大地的女兒》重讀,受到感動,忍不住稱讚的時候,書卻被兩個男作家拿去,傳來傳去,還放在地上,對封面上的裸女設計開着玩笑。

在武漢的時候,友人為梅志和蕭紅拍了一張照片,中間是梅志和胡風的大兒子曉谷,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影像。梅志的文字之中,也包括了她自己性格中率直,甚至略微鹵莽的一面。兩人又在重慶見面時,梅志剛剛生了女兒不久,「好像他鄉遇故人一般親熱」。

看來她也很高興,就坐在我牀邊上,並且還看了看一團血紅的小嬰孩。……我們倆都在為做一個女人而嘆息,我的大孩子玩得滿頭大汗地進來了。他高興地叫着蕭姑姑。蕭紅說:「他長高了,可是瘦了。」我再一次的仔細的望望她說:「你倒比過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這衣服可真漂亮。」她高興地笑了:「是我自己做的,這衣料、這金線、還有這銅扣子,都是我在地攤上買的,這麼一湊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嗎? 」

——〈「愛」的悲劇——憶蕭紅〉

梅志記得有次剛剛得到蕭軍從蘭州寄來的信,裏面有他和新婚妻子的照片。這時蕭紅來了,梅志未加思索就讓蕭紅看了照片,蕭紅黯然:

她手裏拿着照片一聲不響,臉上也毫無表情,剛才的紅潮早已退了,現出白裏透青的顏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我發慌了,後悔了。想不到她對蕭軍還有這麼深的餘情!看得出她心裏是痛苦、失望、傷心的。這張照片對她該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又是必然要來的一個打擊。——〈「愛」的悲劇——憶蕭紅〉

這次之後,蕭紅再也沒有來過胡風、梅志家裏了。後來蕭紅在香港生病,胡風去看望她,老朋友才見了面,但是梅志沒能隨行。

楊剛:她死了,到處是這樣的鴉雀無聲

一九四○年一月,蕭紅和端木到達了她人生的最後一站,香港。在歡迎會、演講、紀念魯迅的活動之後,蕭紅陷入寂寞。她給白朗寫信,說自己在香港「沒有交往,因為沒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希望在冬天回到重慶,但終究沒有回去。如一手把蕭紅作品系統介紹到西方的漢學家葛浩文所說,她在香港的寂寞與在東京的寂寞不同,剛到東京時她如坐針氈,但是在香港,鄉愁卻有效地轉變成了文字:短篇傑作有《北中國》和《小城三月》,長篇作品則有《馬伯樂》和《呼蘭河傳》。從地理上說,到達香港時,蕭紅到達了離家最遠的地方;從時間上說,到一九四○年蕭紅已經離開故土六年時間。她預感自己的生命不會太長,但可能也沒想到會如此之短。我覺得正是這種漫長時間和遙遠空間的撕扯,讓蕭紅必須通過寫作來撫慰鄉愁。當《呼蘭河傳》寫出來的時候,這個跨越了小說、人類學、民俗學的文本,竟然大膽地採用類似電影劇本式的寫法,時空平行,畫面生動,不刻意照顧邏輯和轉場,把一個地方的人和生活,通過一個個日常場景,鋪陳在紙面上。《馬伯樂》也同樣令人驚訝,其中的諷刺與幽默,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個沒見過的蕭紅。

如果說到蕭紅和老朋友在香港的交往,就必須說到史沫特萊。一九三六年三月她在魯迅先生家見過面的史沫特萊,一九三八年在武漢兩人就《大地的女兒》進行過交談。一九四一年三月,史沫特萊到香港樂道看望蕭紅,驚訝於她的貧困,在後來的兩個月裏,努力照顧過她,但是史沫特萊很快就走了。她把蕭紅的《馬房之夜》帶去美國發表,交給《亞洲》雜誌發表,但蕭紅沒能收到編輯海倫斯諾寄出的二百港幣的稿酬。在訪問中,洛楓感嘆,蕭紅在香港一直被當成一個傳奇:

她一生人都希望有一個家、有一個根,因為當時動盪很厲害,她不可能安居樂業。她對於故鄉、原鄉,可以說是一種永遠的缺或者失,她回不去童年、回不去東北,離開了這個時間和空間之後,她在整個中國內地,接着去到日本,再來到香港,全部都不是她的根,她是定不下來的。最後這個殖民地她要安定,但其實也不是安定,連骨灰也一分為二,我覺得很貫徹她一輩子的人是被撕裂了,或者是被飄盪的情况,骨灰也是揚散了。

東北作家駱賓基陪伴蕭紅度過了人生最後四十天,其間香港淪陷。最後來看望她的友人中,有當時《大公報》的編輯楊剛,她可能是最後見到蕭紅的女性友人。研究者常楠注意到楊剛給胡風的兩封有關蕭紅的信。她們原本的關係並不密切,但是兩次看望蕭紅顯然令楊剛不能釋然。蕭紅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香港病逝,朋友們過了一段時間才聽說。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桂林的駱賓基在〈蕭紅逝世四月感〉一文中寫道:「蕭紅逝世四周月了,而朋友們都是啞然無聲。」五月一日,延安文藝界舉行了蕭紅追悼會,丁玲致開幕詞,蕭軍介紹蕭紅生平,白朗和其他作家也參加了會議,不過國統區的友人們沒有看到紀念文章。六月一日,蕭紅三十一歲生日那天,楊剛寫信給胡風,表達了類似駱賓基的不安:

你是很知道蕭紅的。她死了,到處是這樣的鴉雀無聲,簡直好像死掉一隻老鼠一樣——就是老鼠——在鼠群中,也還不會有這樣寂寞。我想,這樣寂寞,你一定看得很難受吧。

寫信之後第二天,楊剛仍不放心,乾脆去拜會了胡風。六月三日,再次寫信給胡風說:

昨日你談蕭紅,覺得很難過,想了很久。……其中一點,就是你提出來的說沒有什麼人用善意待她。我以為這點十分要緊。不知是否可以讓它在全文中稍作一點分量。這種以捧殺人完全缺少愛惜和關切的現象太可怕了。

《漂泊者蕭紅》作者林賢治指出,蕭紅和蕭軍分手後,東北作家幾乎群體背叛了蕭紅。的確是經過了一段不短的時間,衆人才能夠慢慢回憶蕭紅,敘述在蕭紅漂泊人生中和她的短暫相遇,以及和她相處時的日常,蕭紅的故事竟也透過這些日常的片段,得以流傳至今。

文 \\ 魏時煜

編輯 \\ 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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