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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香港研究 不止研究香港

【明報專訊】近年,香港研究的現狀除了是不少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關心的問題外,偶爾也會受到媒體關注。一種頗流行的論述是,香港各大學對外要競逐國際排名,對內要應付研究資助委員會的評核機制,學者面對「交數」壓力,社會承擔隨之減少。同時,香港始終只是一個城市,香港研究在國際上能得到的關注較低,一些學者為了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會策略性地捨棄香港作為研究對象。總之,今天的大學,缺乏培育香港研究的土壤。

以上的說法不無道理,但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大學的香港研究學院(Academy of Hong Kong Studies)已經連續三年舉辦「香港研究年度傑出論文獎」評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成果。同時,香港大學設立了香港研究課程,一批學者則創立了學術期刊Hong Kong Studies。學院以外,近年也有如本土研究社等具影響力的民間研究組織。從這些迹象看,香港研究也有其生氣勃勃的一面。

去年一月,一批學者成立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邀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社會學家李靜君任創會主席。上次訪談,我和鄭煒跟李靜君討論她的學術軌迹和對香港社會的看法。這次,我們討論如何研究香港。除了李靜君,我找來了一邊在大學修讀哲學碩士,一邊在本土研究社負責民間教育策劃工作的鍾曉烽加入。咖啡店內,兩個小時,是一次訪問,也是一次對話。

峯:從根本講起,這幾年我幫教大那邊做香港研究論文獎評委,有時也會想,是不是在香港做的人文社科研究就是香港研究?你如何理解什麼是「香港研究」?

李:我會先提出一個假設性的說法,有人可能會認為香港研究是「on Hong Kong、by Hong Kongers、for Hong Kong」。這說法表面上有吸引力,但其實是有問題的,不是全錯,只是沒有那麼簡單。香港研究是關於香港的,但不應只關於香港。香港研究應該對香港有用,但不應只對香港有用,也應對其他社會或學科本身有用。事實上,香港研究不應該是,也從來不是身處香港的學者所壟斷的。

在我的想像中,香港研究是一個最cosmopolitan的知識領域,因為香港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一個cosmopolitan的社會。怎樣才算是cosmopolitan的香港研究呢?首先,要理解香港,不能只看香港,不理會國際環境和不理會中國,我們不能把香港孤立起來,無視它的處境。第二,我們要借用一些看似跟香港無關的其他社會的經驗,所以,比較是很重要的。一旦開始比較,就即是要引入非香港的知識和例子。香港雖然獨特,但在這裏發生的現象也有其共通性,所以我們要動用的理論和知識資源,不可以限於香港本身。

峯:你強調的原則不只適用於香港研究,就算講美國研究,情况也一樣,要看國際環境,跟其他地方比較,也不一定是美國人才能做。你指向的是一種基本的學術態度。

李:對,所以搞香港研究是離不開這些知識生產的通則的。一旦離開這些通則,那東西就不再屬於學問的範疇,它可能是意識形態,可能是政治運動,但如果我們視香港研究為一種知識領域的話,那麼一些普遍適用的學術原則就很重要。

峯:談談香港研究的「內容」。我讀書時,讀一些七十和八十年代的香港研究經典,背後似乎有較統一的主題,就是為什麼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社會穩定。又或者我讀傳播學,八十和九十年代,由陳韜文李金銓講新聞範式轉移到馬傑偉講身分認同,背後都有「媒體和政治變遷」作主軸。但隨着學科和社會的發展,香港研究比以往更多元化。

李:這是很自然的,大概也是一件好事。從事研究的人多了,而且大家跟國際學術界的接觸也多,會把國際學術界的一些問題意識帶到香港。

峯:但對你來說,在多元發展的同時,會否仍然有一些主題可以作為分析香港的重點或者基礎?

李:對我來說,要研究香港,有三個因素是非常核心的,我會把它們視為一個「Hong Kong matrix」。第一是中國,第二是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第三是香港本土社會。聽起來像陳腔濫調,但重點是我們如何闡釋、理解這些因素、機制,看到他們的互動發展,及通過與其他社會的類同現象比較,了解香港的經驗。例如中國對香港的主權實踐,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們其實可以用「內部殖民」這個理論及歷史角度去分析,從而發現香港近年的經歷,其實與發生在前蘇聯、美國、拉美、西藏等內部殖民案例有共通之處,這理論不但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比較香港和其他社會如何對內部殖民作出回應,看到香港案例的特殊性,反過來重構、修正內部殖民的理論。

又例如我們常說的蛇齋餅糭,學者們應看到它是中國久已有之的、針對全球海外華人社區的統戰策略。蛇齋餅糭在香港為何奏效?它純粹是物質利益,抑或是同鄉感情在起作用?很多時候,我們都只是描述了有蛇齋餅糭這東西,並沒有深入到現象裏,進一步分析其機制,以及通過比較來找出香港的獨特性,或參考別人的歷史去考量香港的出路。

峯:亦即是說,在處理一個因素時,不止要指出基本結構特徵,而是要比較,找理論資源,並嘗試分析它如何通過人的行動來起作用。

李:是的,例如我們談第二個因素,全球城市(global city),有香港學者從經濟的角度寫過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專書。但我覺得全球城市不純粹是因地理、經濟的定位,而是有人用行動去嘗試將香港變成全球城市,我們要考察的是什麼力量、利益在運作,產生了什麼後果。舉個例,雨傘前幾年,香港有一連串的保育運動。那是怎樣出來的呢?其實是在2000年左右,董建華政府要把香港建設為全球城市,參考了全世界的經驗,決定要發展文化產業,是政府帶頭建立一個cultural economy,在過程中觸動了知識界、社會組織、年輕人等對文化的重視。又例如2005年世貿在香港開會,是政府希望香港可以舉辦國際會議,結果外地來的示威者給香港的社運展示了不一樣的抗爭行動方式。所以,很多政治、社會現象都部分地、意想不到地源於政府或其他行動者如何把香港打造為經濟上的全球城市。

峯:第三個因素是本地社會,這裏值得一提,過往十年左右,尤其在傘運前後,社會運動成為很多香港學者研究的對象。

李: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香港在過去一段時間變成一個city of protests。但我覺得,分析香港社運要從一個闊一點的視角去看,不要只看到民主運動。我會強調一種politics of belonging,這個視角本來是用來分析移民城市的,移民來到一個社會後會產生訴求,有的是關於他們的公民身分,不止是法律上的公民權利,還有文化上的、空間的、經濟的;也有權利以外的,源於對一個社會、社區的感情、身分歸屬的訴求行動,這些行動不限於社會運動,不限於選舉。在今天的香港,你看到很多社區行動,還有很多日常生活裏的東西,它們不一定具抗爭性,指向的也不一定是權利,很多時候是一種情感,是人與人、人與社區、以至人與香港之間的聯繫。所以,用politics of belonging作為主軸,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也更能參考其他社會的經驗、理論去探究出路。

峯:在如何研究香港外,也想討論香港研究的發展。香港研究一直存在,但過去幾年似乎有更多討論,也有更多相關的制度建設,你覺得這現象代表什麼?

李:這其實跟很多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出現的情况類似。知識界的發展往往跟社運和政治現實有明顯關係。例如在歐美,女性主義成為大學認受的一門學科,也是因為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讓婦女和性別議題進入學界。種族、性向問題也是一樣,隨着民權運動的發展,學界作出了回應。同樣,在過去十幾年的香港,各種社會運動的活躍,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香港研究。

所以,討論一個知識領域,不能脫離其社會脈絡。不過,在這脈絡下,我們不要被社會潮流牽着走。例如近年香港社會出現本土思潮,某些本土思潮可能導引出一種nativist的研究範式,以為由本地出生的學者、單看本土社會就能產生對香港最有用的知識。這跟我強調的cosmopolitan的香港研究很不一樣。例如近年出現不少民間研究,會否也較為接近一種nativist的範式呢?

峯:談到民間研究,不如阿烽講講,我的理解是,學術研究和民間研究之間最重要的差異,不是本土抑或cosmopolitan,而是民間研究可能更直接介入政策討論。

鍾:或者首先要強調,民間研究也不是單一的,例如有些本土派朋友做的,可能較接近剛才CK說的政治運動也說不定。本土研究社的確較注重公共政策研究,但也不止於此,譬如我們現正進行的檔案研究,以及長期關注本地農業發展等。回到開始時提到的for Hong Kong,我們會問,for Hong Kong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強調的其實是for Hong Kong public。有些人的研究也關於香港,但可能不是為公眾而做的,譬如雷鼎鳴教授,他為香港的那一部分做研究?

所以我們很強調公共性,縱使大家不一定完全同意什麼叫做公共。另外,我們也強調from Hong Kong public,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搞眾籌,不希望只有單一金主支持。搞眾籌也是一種策略,讓大眾感到自己有份參與。

峯:強調本地公眾參與的政策研究,與較學術的和強調cosmopolitanism的香港研究,可以如何連結在一起?

李:我覺得讓公眾參與是個很好的意願,這涉及知識的共同生產,不過公眾的意識不一定很強,不一定有意識參與,那麼,我們如何啟發讓他們參與?我覺得一種較為cosmopolitan的想像就很重要,要讓大家了解到香港和其他社會的聯繫,以及其他社會的經驗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說香港研究應該成為一種公共知識,我是很認同的,但當研究太接近政策時,會變成政策知識多過公共知識。我的老師Burawoy把四種社會學分得很清楚,policy sociology和public sociology是兩件事,學院的社會學也分專業的和批判的。一個學者可以同時有幾個面向。不過,政策研究在政府或其他社會組織訂定的框架下進行,性質上跟強調建構公眾對話的public sociology始終不一樣。另外,政策的時間框架往往較短,學院裏的研究則能夠避開對即時性的追求,其實更可以生產到公共知識。

鍾:所以我們並不抗拒或輕視學院的研究,本土研究社現在做政策研究,也會嘗試放在長一點的時間框架裏去看,以及會借用外國經驗。舉例說,我們今天講棕地,brownfield,那是美國的概念,其實是從期刊論文裏找到的。不過,聚焦政策始終較易引起公眾關注。另外,學院研究雖然重要,但今天的學院給予學者從事具公共性的研究的空間不大,誘因不多,需要有人在外面做。

李:這是對的,體制對學者確有限制,但我會強調,首先,這不是說任何大學體制都一定有問題。第二,體制是不是唯一限制學者的因素呢?其實也有學者自己的志趣和意識的問題。例如要在國際期刊發表,跟從事對本地社會有意義的研究真的是對立的嗎?我覺得我們要打破一種迷思,就是香港研究在國際上乏人問津,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我們學會的二百多名創會會員中,大部分是國際學者。

峯:我的看法是,若所有條件大致相等,出版一篇關於中國大陸的文章,也許真的容易過出版一篇關於香港的文章,但分別是否很大呢?那就很難說了。歸根究柢,問題是我們能否給予別人一個聆聽香港故事的理由。

鍾:這裏不如由我發問,成立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可以如何幫助香港研究的發展?

李:撇除具體活動不談,要發展一個知識領域,社群的建設是很重要的。順着之前提到的今天大學制度的缺失,我們也可以說,建立專業學會,就是提供一些制度上的補充,培養學者群內的學術氛圍、solidarity。

鍾:不屬任何大學的專業學會,跟處身大學機制內的組織,有什麼分別?

李:在大學體制內建立一些組織固然非常重要,很多資源只有大學才有,很多工作只有在大學內才能做,如頒發學位。但我們覺得,在大學機制以外,也應該有獨立的組織去從事跨院校、跨學科,以及強調國際面向的連結工作。身處大學以外,資源較少,但彈性也較大,例如我們跟一些外國院校合作,視乎合作的性質和類型,有時會比身處大學的組織跟外國院校合作來得簡單。例如我們做跨學科的工作,也不會受制於所屬院校本身的科系設置。

說到底,最基本的目標是提升香港研究的水平,不是說現在的研究水平不高,只是若我們抱持着最高的標準去看的話,自然仍然有不少改進空間。若香港研究的水平能不斷提升,其社會影響會增加,亦更能引起國際關注。

■問:李立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鍾曉烽,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本土研究社研究員

■答:李靜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

文//李立峯

圖//植敏欣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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