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星期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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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文學閱讀,教授想說的是……

【明報專訊】中外古今文學讀物種類繁多,投入創作的作家浩如煙海,讀者仍不斷探索閱讀的方式。從入門到專精,原則還是須熟知作品來歷。近二三十年,歐美漢學家對中國文學及文化的研究更趨活躍,成果備受重視。研討會首場主題演講由康達維(當代著名漢學家、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主講"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sks and Techniques" Redux。康氏從業師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的研究經驗談起,闡述七八十年前漢學研究未及活躍的狀况。康氏以不少中西學者通曉多種語言為例,說明漢學研究已走入國際,學者應掌握諸如歐洲及日韓等外語。他強調文本細讀,不管是研究還是閱讀,精細方為首要,故宜慢不宜快;速讀無法使他愉悅,更大大降低了理解程度。康氏言之有理,正如日常吃飯,我們固然可以狼吞虎嚥,節省時間,做更多的事,但也不能否定細細品味所帶來的享受,以及其實際功能——有助消化。

第二場主題演講由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主講「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吊詭」——來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學術界應趁此時機,重新審視過去的「五四」研究。李氏檢視了多位中外學者和作家對「傳統」的不同定義和理解,藉此反思「傳統」對於「現代」的意義,剖析二者之間吊詭和互動關係。在「晚清民初」生成與傳播的「新知」和「西學」,是形成中國新文化的重要部分。一九○五年清廷被迫廢除科舉制度、成立新學堂後,政府和民間發起出版大量文化讀物,包括教科書、字典、百科全書等,西方近現代的各種知識,經由「新派」知識分子和文人的翻譯、編撰,被介紹到中國來。普遍認知,「五四」是一個以普及為目的、史無前例的知識啟蒙工程,對「國學」是否定的。但事實上,「五四運動」雖帶動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認知,但並非全盤推翻傳統和全盤西化,而是從整體上「整理國故」,重新對中國傳統「國學」展開探討和評價。李氏的主題演講,為在座觀眾提供了一個宏觀的學術視野,當代學界應展望發現更多研究新方向。

兩場主題演講後,是論文宣讀與討論。根據論文類別,本部分分成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兩大類。古典文學方面,大致可分為五類,牽涉文學研究方法、跨學科研究、《詩經》《楚辭》及相關文學研究、唐代文學研究以及清末民初以降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論文異彩紛呈,篇幅所限,只能選取若干簡述。

古代詩文因年代久遠,在閱讀與吸收文意時容易造成障礙,往往需要依靠歷代注本或前人評語來理解。但這種閱讀方式,可能會阻礙讀者對文意的客觀理解。因此,我們在閱讀時,應當抱持慎思明辨之態度。齊益壽(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談及後人解讀〈陶徵士誄〉末追憶往事一段時所遇到的困難:這段文字勸說的主體與對象到底是誰,是單向還是雙向對話?舊注多解作陶淵明對顏延之的單向勸說。就此,齊氏提出新見,將王國維的考據學「二重證據法」運用至文學研究,舉出相關詩文佐證,從而證明這段文字是陶顏的雙向對話,並指出舊注對文意的誤解。

受蘇軾影響的茶文化

中日古時交流密切,而日本保留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深具研究價值,能從中更全面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蕭麗華(佛光大學教授)便以蘇軾與中日茶、禪文化之交流作研究。仕途不順,渴求安頓身心之所的蘇軾,喜歡遊覽名山古剎,因而與杭州徑山寺及佛教結下因緣,例如蘇軾的文學作品,不少與徑山茶有關,甚至影響到中日茶禪文化交流。從蕭氏的研究中,我們得知蘇軾與當地寺僧過從甚密,渴望歸隱,又盛讚徑山之水清靜,有助泡茶,某次品茶後更寫下「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之感悟:疾病源於煩惱,而好茶正能驅除煩惱,藥不到而病除,甚具茶禪之理。因此,蕭氏指出蘇軾影響到後來大興徑山茶文化的南宋大慧宗杲禪師,並使日僧俊艿把徑山茶文化帶回日本,創立了茶道。

歷史如何新讀 中日如何互通

歷來學者專研這位「牛李黨爭」之李德裕的仕途或詩文,鮮有研究他與音樂之關係。長谷部剛(日本關西大學教授)便論述李德裕如何讓中國俗樂流傳至日本,最後發展成雅樂。例如,不少與「詞」及唐代樂曲相關的事物與知識,乃經由李德裕及他的樂吏、樂人傳授給遣唐使藤原貞敏,當中包括《琵琶譜‧諸調子品》中的二十七種琵琶調弦法。藤原歸日後,從中選出了四種較為適應日本雅樂的琵琶調,並加以改革。中日文化關係千絲萬縷,歷史淵源殊深。我們常聽說中日交流當以唐代遣唐使為重要發端,但實際交流的內容卻是不甚了了。蕭氏及長谷部氏的研究,得以從細節上了解到中日在茶、禪、音樂上的交流。當然,中日交流不止於此,例如現在日本溫泉所看到的「湯」字,便是源於中國古漢語,解作熱水,「赴湯蹈火」的「湯」便是一例,只是現在的「湯」字已經解作飲食之湯水了。相信隨着學界吉光片羽之匯聚,在將來定能把中日文化交流之面貌更完整地重現於世。

魏寧(Nicholas Morrow Williams,香港大學助理教授)談及何謂「主題」(topos),何謂「顛倒」,後以屈原、宋玉及劉向的「楚辭」風格作品為研究核心;認為戰國時期,詩人發現他們生活在一個與應有狀態相反的世界,如不義之徒總是得益、正義之士則不然等。這種顛倒不僅是一種修辭,更是詩人對世界與政治形勢的描述。這種顛倒而不合理的現象並非只存在於古代,環顧當今香港亦不如是。

學者往往能在既有領域上找到新角度切入,帶來創意。黃耀堃(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以新角度對柳宗元的遊記作探討。柳宗元這篇遊記雖然是廣為人知的中學中文教材,但含意匪淺,能有多種解讀方法,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認為這篇遊記乃柳宗元比興自况,以抒懷才不遇之作。不過黃氏指出,自清代何焯、林紓等人起,不少學者認為這是一篇「寓言」、「寓道」之作,有學者認為「道」為道家之道,非指儒學。就此,黃氏指出遊記中的「心凝形釋」實出自《列子‧黃帝篇》、「宴游」實為《列子》「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的說法,並認為柳宗元是在透過《列子》的「務內觀」及「宴遊記」對中國傳統的人體和宇宙關係的描述,想像自己在有限的空間裏「天際遊行」,即遊記裏的「洋洋乎與造物者遊」。因此,黃氏透過這些論點,一探此遊記所寓之道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

被壓抑的文學記憶

至於現當代文學方面,則可略分為四類,分別為清末民初文學、現代文學、台灣文學,以及香港文學。學者論文富有新見,兼能彼此對話,以下擷取部分論文略作介紹。

近十多年來關於中國「抒情傳統」的研究蔚成國際性顯學,陳建華(復旦大學教授)由「波特萊爾首次進入中國」談起,探討這位法國詩人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影響。陳氏指出,「長期以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香艷』是個貶義詞而遭到排斥」,是一種被壓抑的文學記憶,這「顯然是與文以載道的正統觀念背道而馳,突破儒家道德教條的結果」。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產生了所謂「九流十家」;古人認為小說家乃「街談巷語」,不能與其他九家並稱,是不入流派的。清末民初「香艷」文學亦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然而,「香艷」文學以女性為窺視對象,滲透着男性的不無病態的審美趣尚,卻又含有珍視女性個人感情的傾向,在保存國粹、發揚傳統的基礎上融匯世界文學的外來資源,是一種「傳統的創新」。

劉人鵬(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探究了何震如何論證婦女反戰的必要及其意義。「國家用兵之際,死別生離之慘,畢集於女子之一身,非惟為愛情之公敵也,且將陷女子於貧困死亡之一境。」何震從生存的角度去看女性與戰爭的關係,尤其值得思考。所謂「知人論世」,面對陌生的作品,大可先從作者入手。何震較少人認識,但說到她的丈夫——國學大師劉師培,大家應略知一二。何震一九○四年嫁給了劉氏後隨他至上海,入讀愛國女學,思想逐漸解放。一九○七年,劉氏夫婦創辦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天義》旬刊。復權會是何震建立的女權組織,提倡男女平等。

台港文學如何讀

不少中國傳統詩文以「閨怨」為題,表達丈夫行軍打仗久未歸家、自己獨守空房的愁緒,以傳遞對戰爭的控訴。時代不斷發展進步,晚清出現了「富國強兵」論及其他女權主義,有人認為女子也應上沙場參戰。然而,何震卻提出了基進的女子反軍備主義觀,認為「自古及今,男女之權利所以不能平等者,則以男服兵役,女子獨否,故尊卑階段,亦援是而區」。更重要的是,何氏指出男女平等並不是女子也要參戰,而是從基本上消除戰爭。有和平才有平等,這是何震反軍備主義論的中心思想。結合作者生平、時代背景、讀過的文學作品,順藤摸瓜,才能從中得益,擴闊眼界。

研討會學者多從跨文化角度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楊佳嫻(國立清華大學助理教授)探討張愛玲小說裏「煩悶青年」的形象及其對「社會」的想像。〈年青的時候〉是張愛玲較少被討論的小說,讀者不妨從故事場景入手。上海這個華洋雜處之地,有「十里洋場」之稱,正正在青年主角潘汝良追求理想自我的路途上發揮了效用。潘汝良念茲在茲如何以「外國」元素來改寫其「中國」色彩,可是西洋離他遠,中國離他近,他只能在上海追求他幻想的「外國性」。場景作為小說的三個元素之一,往往有着傳遞故事訊息的作用,與人物、情節相輔相成。試想像,要是把〈年青的時候〉的場景由上海換作中國鄉村,恐怕就是兩回事了。

台灣文學方面,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認為台灣小說家李渝的〈和平時光〉取材於先秦刺客復仇故事,恰好與魯迅的〈鑄劍〉形成饒有趣味的對話。〈鑄劍〉故事原型來自《列異傳》、《搜神記》等古籍所載的「干將莫邪鑄劍」、「眉間尺為父復仇」的傳說,相信不少讀者都略知一二,香港無綫約十年前就曾電視劇《搜神傳》取材自這個傳說。所謂「一經取捨,便成新作」,電視劇何嘗不是一種「故事新編」?面對不同文學作品時,我們可先想想,有沒有哪些作品是可以互相參照的?儘管兩者故事有別,但其來歷或有相似之處,亦有助我們理解故事的脈絡。梅家玲認為,李渝的小說美學理念正是研探其「故」事新編的關鍵。作為讀者,我們可嘗試帶着某些想法去閱讀,例如:李渝的小說美學理念有哪些?〈和平時光〉如何體現這些理念?李渝作為女性「現代主義」作家,如何開展出與魯迅以男性觀點以及「寫實主義」文學模式不同的視野?

香港文學方面,樊善標(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探討葉靈鳳怎樣參與創造「新的中國文藝」;又列舉葉氏《忘憂草》一篇同題散文,從側面說明讀書隨筆在當時文化人戰爭語境下之作用;最後以「武器與改造」作結,認為用「文藝」在戰爭中除了擔當「武器」,亦有「改造」之功。

我們不妨借用魯迅的話,去理解葉氏主編《立報‧言林》時期對用文藝參與抗戰的複雜態度:「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血路的東西」;同時,「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抗戰時期文化人以文藝作武器參戰,少不免感到「惶惑和絕望」,較為「軟性」的讀書隨筆正好能從側面反映戰爭和戰時文學制度為文化人帶來的變化。

(原題: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香港恒生大學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作者及攝影師為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學生)

文 \\ 岑昆倫、李銘欣

攝影 \\ 何哲旻

編輯 \\ 袁兆昌

電郵\\ literature@mingpao.com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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