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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現場:基因編輯峰會的前世今生

【明報專訊】那是徐立之難忘的一周,作為分子遺傳學家、港科院創院院長,他主持了歷史性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從事這個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倫理學家、政策制定者等500餘人雲集香江,濟濟一堂。沒料到,峰會前夕一個在行業內少有耳聞的內地學者引爆了一個被形容為「史詩」(epic)層次的突發新聞,把大會推到國際新聞的風口浪尖。

整整4天,本人是基因專家的徐立之,在新聞風眼中和大會籌委會一起面對在場260名中外記者的質疑。更具挑戰的,是主辦者和講者要面對全球每一個角落同行專家的監察,峰會全程直播,「收視率」最高時吸引了160萬人同時觀看,其中很多是世界各地頂尖實驗室的科學家。另外,在互聯網時代,參會者台上台下的言行和舉動,馬上就會引來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平台的點評。

大會結束後的第一個周一,我和徐教授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見面,他提早了半小時如約而至,身穿紅白條子襯衣,帶個黑色的背包,看來比之前一周輕鬆多了,滿臉笑容。

我問﹕「周末休息了嗎?」他說﹕「我周六去行山,昨天星期天跟學生聚會,沒事啦。」我看他還是在忙,邊打開背包給我看裏面的西裝外套,邊說﹕「這裏還有領帶,下午要開會。」從背包拿出最時髦的Macbook Air,客套話不說,他把一堆有關峰會的公開材料Air Drop給我。「這是我的流動辦公室。」他有好幾個辦公室,兩點正一定要走。他點了個咖喱魚飯,邊吃邊和我談峰會來到香港的源起、對香港的意義,和他對香港科研發展的看法。

緣起

香港作為峰會的東道主是個偶然。第一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在華盛頓舉行, 主辦方包括中英美三地頂尖的科學機構﹕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英國皇家學會和中國科學院。當時宣布,2018年的第二屆峰會在北京舉行。但是,一年前北京突然決定退出,一個原因是北京方面說,在中國舉行的會議,中方一定要做統籌和主持,但是籌委會對此不能讓步。籌委會主席、諾貝爾得獎人David Baltimore,透過科學界的朋友找到了徐立之,邀請港科院接棒。徐說,要開規模那麼大的會議,經費和場地最為頭痛。他找到了特首林鄭月娥,很快得到支持,按程序向創新科技署申請經費贊助,得到撥款。找場地,灣仔會展已經滿了,酒店又太貴。終於得到香港大學贊助場地,也符合創新基金要求的經費配對要求。峰會如期舉行,在網站和場刊上刊登的主辦方還是英美的科學院,只是港科院代替了中國科學院,也就是說,中國官方缺席,港科院以地主身分,排名第一。

香港沒有基因編輯的研究和臨牀經驗,但是徐立之說,很高興安排了香港的學者上台發言,中文大學分子生物學的臨牀應用專家盧煜明(Dennis Lo)主持與哈佛醫學院院長George Daley單對單的訪談;港大的分子遺傳學專家謝賞恩(Kathryn Cheah)主持一場討論,兩位都是國際知名的學者。還有,港大的精神類疾病基因專家沈伯松(Sham Pak Chung)是唯一的香港學者在台上參加專家小組討論,題目為「基因、基因群和基因變異」。

和香港有關的學者還有來自峰會14個籌委之一、澳洲悉尼兒童醫學研究院副院長、胚胎研究科主任專家譚秉亮(Patrick Tam Ping Leung)。他也是港大生物醫學系的「莫慶堯傑出訪問教授」。

基因編輯界的學術明星、CRISPR的發明人之一Jennifer Doudna也跟香港有點淵源,在去年12月才來過接受港大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她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Li Ka Shing Chancellor's Chair in Bio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講座教授,教授席得到李嘉誠基金會捐助成立。

徐立之說,在大會開幕前一天才從媒體知道那個爆炸性的新聞,MIT的《技術評論》(Tech Review)先獨家爆料,題目聳動——「中國科學家們創造的首批CRISPR嬰兒( Chinese scientists are Creating CRISPR Babies)」。幾分鐘後,美聯社跟進,發布獨家專訪,原來美聯社已經花了3個星期採訪CRISPR嬰兒在中國的故事,還進入了風暴主角賀建奎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實驗室拍攝視頻。

彈指之間,本來少有公眾注意的學術會議成為了國際大新聞。徐說當時很多籌委會成員還在來港路上,香港的團隊迅速動員起來應變,分工調兵遣將,包括公關、保安和技術的各路人馬。結果三整天的大會,現場秩序井然。特別在第二天,大家猜測賀建奎是否會出現、傳言滿天飛之際,賀按時出場,繞過了在門外苦等的大批記者,直接在台上旁邊步出講台。徐立之說,港大的保安人員處理過很多事件,非常有經驗,而且熟悉現場地形,安排賀的登場退場路線駕輕就熟。

峰會曲終人散,徐立之說,在這研究課題上可能沒有香港的事情,但是香港峰會 (the Hong Kong summit ) 將會進入史冊。今後和3年後在倫敦舉行的第三屆峰會,人們都會不斷提到香港峰會。而峰會的順利舉行,突顯了香港的優勢﹕開放、高效、認真、勤勞、做事一絲不苟。在學術方面,同行評議(peer review) 的制度是公認的標準。徐立之說「香港可以做得更多」。

香港的科研

​​徐立之做過我的「老闆」,他在2002年9月出任港大校長,來港前在加拿大多倫多兒童醫院從事遺傳學研究,蜚聲國際。他1989年成功斷定導致囊狀纖維症(cystic fibrosis)、一種遺傳性外分泌腺疾病的缺陷基因,公認是遺傳學上的重大突破。江湖傳聞,當年港大校委會主席馮國經親自出馬,遠赴多倫多三顧草廬,才請得徐立之回歸出掌港大。2014年卸任後,徐立之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更從容,更積極地公開發言,成為推動大學科研和中小學課程改革的民間旗手。他一邊開炮批評香港中小學的教育,提倡加強數理教學,另外為香港高等教育的科研發展獻策,建議政府大幅增加科研經費,鼓勵更多跨學科及跨大學的研究。

他說,香港固然要與歐美、中國內地的大學合作,加入優秀的科研項目;但是香港內部也要合作,「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應該合建研究所,共享資源。研究所有不同的項目,成果為項目主持人和團隊擁有,行政上完全可以處理,主要是心態上打破門戶之見」。他已向政府和大學高層提出這個意見,但實現不易。布羅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就是哈佛和MIT的合作研究所,美籍華裔學者張鋒是布羅德的科學家。

徐立之說,歸根究柢,香港發展科研最大的挑戰是人才培養,政府撥款中小學的STEM教育增加了,但光是配備器材不夠, 還是需要老師指導。

有人批評香港的大學裏,讀博士和研究型碩士的學生多來自中國內地。徐說,本地的好學生不一定要留在香港,很多在外國「標」(冒頭)出來。不少優秀的港生很早就出去了。他提到199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崔琦,早年在香港培正中學及金文泰中學就讀;另有哈佛的數學家丘成桐;還有港人不那麼熟悉的柏克萊物理學家陸錦標,2016年取得有科學家奧斯卡之稱的科學突破獎(Breakthrough Prize ) 。

徐立之說﹕「科研不能期望種瓜得瓜,有時候種瓜會種出個橘子,或者出個蘋果。我們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花園,為科研創造一個有挑戰性、培育人的空間。」

文//陳婉瑩(資深傳媒人、港大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前總監)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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