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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Seeings:民間藝術空間 打破限制 放手創作

【明報專訊】幾天前,藝術家程展緯苦口婆心地給藝發局寫了一封信,內容提及創作人到訪C&G藝術空間有多自在,除因那裏有紙包檸檬茶和wasabi青豆招待,更重要的是「在那裏展出,沒有什麼限制與避忌,也沒有太多的程序」。

信中寫到Clara和Gum兩夫婦以微弱之軀支撐十一年是多麼不容易,更戲稱萬一展覧最終搞不成,請ADC(香港藝術發展局)不要怪罪他們,揚言「因為那就是說香港就是沒有人能策劃這展覽了」。這封信,其實是程展緯在C&G《「最」大展》的參展作品。

上星期我們從展覽《關公駕到》切入,看大館能否突破官方模式策展;這次我們轉而看看民間私營的藝術單位,觀照主理人策展的實際處境,與官方大型機構對照,他們在香港的藝術生態下,又扮演着什麼角色?

展場空間塑造展品形態

《「最」大展》昨天開幕,選址牛棚藝術村舉行展覽。策劃及統籌的C&G在太子西洋菜南街有一個長期租用的單位,一半空間用來做展覽,另一半則用作畫班教室。雖然有自己的空間,這已不是他們第一次「走出去」,主要原因是地方不夠大。這次展覽租用牛棚的三個單位,雖然因為古蹟背景不能直接讓展板或作品觸碰牆壁是一大限制,那裏平坦的地和大塊的門在Clara眼裏卻是相當理想的展場元素,「在這個預算下,是我們租到最大的場地了,找圖書館、大會堂更貴,限制又多,因為期好密,只能租到很短的期,這裏我們由一號租到二十三號」。

「如果自己的地方已經有幾千呎,當然很正」。Clara笑說。然而這種流動雖然不便,空間的限制卻曾經造就另一些可能。C&G成立於二○○七年,一直租用太子一個唐樓單位,在空間的運用上經歷過幾個階段。早年比較集中在那裏舉行展覽,Gum說,那裏可以容納約四至五個藝術家的作品,但他經常思考空間和人力之小/少是否必然限制可以做的事,所以曾舉辦一個以《西九新展場‧預展》為名的展覽,口氣大得很,邀請多達十九位藝術家參展,「限定他們每人只能用一尺,作品大一點都不可以」因為空間細小,所有作品只能向高空發展,「所以很多作品都是一條條、長形的」,展場的狀態反向形塑作品的形態,形成獨特的景觀。「我們覺得,做藝術如果在概念上也自我閹割,就不要做了。我們是個細團,更加要做大嘢,否則資源又不夠人勁,有時做完等於無做」。

辦放映會、討論會 回應社會轉變

當年C&G落戶太子不久後,有見到訪的觀眾人數漸增,他們在原來的單位上層再租用多一個單位,讓展覽空間增加一倍,維持近五年後,因應社會和藝術氣候變化而有了新的想法。「反高鐵事件帶動很多文化藝術人在街頭做很多事,覺得既然那麼多人在街頭做,我們躲在樓上做還有沒有意義呢?」Gum說,「而且租金一直升,花大量錢畀租,概念上頂唔順,實際上也頂唔順」。

他們棄租上層單位後,也改變了方向,那個階段減少舉辦展覽,更多籌劃放映會和討論會等交流活動,例如《床下底》邀請藝術家分享收藏已久的片段,「有關過去和歷史的,人們先從藝術生態說起,牽涉到社會環境,就跟political situation有關」。Clara笑言可能跟C&G建立的形象有關,藝術家身處C&G自然而然地談起政治。

C&G的定位清晰,他們策展的主題大多與社會議題相關,多年來一直緊扣初衷——九七前後,回應政治尤其省思文化身分的藝術創作如雨後春筍,但回歸以後到千禧年卻變得沉寂,不明所以的他們於是希望締造一個平台,滋養政治藝術的創作氛圍。二○○七年在太子舉辦的第一個展覽《基本回歸》,邀請藝術家以《基本法》為文本創作。展覽《致曾特首》,為時任特首曾蔭權「度身訂做」作品表達訴求。他們以展覽回應時事,常常也來得很即時,比如二○一二年反國教運動,C&G特地邀請了一些既是創作人,同時也是老師的藝術家參展,以作品討論。

官方資助反成掣肘?

C&G的營運靠Clara和Gum的教學、參與其他展覽等收入支撐,作為私人藝術組織,始終要靠藝術發展局的項目資助策劃展覽,為何不申請一年制的團體資助?「會被困住,比如一年前要寫定打算做什麼展覽,這沒法讓我們立刻回應社會。」Clara回憶成立的第三年,他們曾拒絕藝發局的邀請,因為Gum曾身受其害。策動C&G前,Gum曾是「藝術公社」的員工,組織靠藝發局資助營運,「那筆錢年年都剛剛好,他是唯一的全職員工。他們困局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資助那筆錢,每年拿了幾多,就要畀返咁多嘢出來,去run programme,這些事已花光你所有時間和力量,根本沒能力開源找其他funding」。Clara說成立C&G就是想跳出這樣的困局,嘗試營運方式可以有什麼可能,因此不會走回頭路。

這次的《「最」大展》如同他們過往許多策展經驗,都是依靠藝發局批出的項目資助,但Gum認為申請資助的心態並非乞求,反而在細節上以實際行動回應這種機制,「比如這個展,我在計劃書告訴他們,我們現在的狀况是這樣的,你給我錢,我們會做什麼,在某些地方會做凸給他,咁少資源都做到這樣」。他說過往當藝發局削減資助時,他們會堅持不轉嫁給藝術家,「一開始寫了給幾多就幾多,因為我們想將整件事講給藝發局聽,藝術家就是要收這個金額,我只好cut其他東西」。在每次的報告,他更會語重心長地寫下給藝發局的改善建議,「我拿你錢,其實我是教緊你嘢,像用這種心態去拿資助,而不是懇求」。

官營的展覽可能有參觀人數、逗留時間、教育目標等包袱,因而衍生很多左右策展方式和展場設計的計算。Clara和Gum自言在這方面毫無壓力,雖然局方會安排藝評人到場視察,展後他們也需要呈交報告,但這些對策展方向和方式都不構成任何影響。

「教育性」是官營展覽非常關鍵的元素,展覽因而常見大量展板解說,給觀眾「教育」一番。Gum說他們策展也重視教育,不因為這元素或可為他們的申請加分,只是他們認為教育意義在展覽中很重要。他認為教育的層面應該從對觀眾的單向灌輸,擴展至藝術家之間、布展藝術家對策展人的啟發,甚至為官方機構提供策展的借鏡。

前瞻性試點 創作空間更大

學習不限於此, Clara和Gum認為藝術空間是具前瞻性藝術創作的試點。相對官方「穩陣」模式,獨立藝術空間容許藝術家放膽嘗試,「不少藝術家告訴我們,參加我們的展覽,他們交出來的作品通常不是他們一直做的那種。比如Doreen Chan這幾年都是以攝影為人認識,這次她畫油畫」。「商業畫廊、官方展覽可能有些不成文的規則,比如所有作品要扣連同一個主題,又或者展覽會展示某個媒介的創作」,安全起見,一般會在參考過藝術家的履歷後,向有相關經驗的人發邀請,藝術家於是不會特地創作與此無關的作品。

這次兩個人策動這個共四十位藝術家參展的展覽,不是易事。Gum估計若交由藝術館舉辦,因為官僚體制需要重重審核,分分鐘要籌備半年,仔細分工,動員甚廣,不包括那幾個月的員工薪金也動輒花上七八十萬。而他們的籌備過程不把時間花在如追討作品介紹、自我簡介等環節,「來看展覽的人都是來看作品,看到沒有介紹,就是沒寫囉」。他們將更多時間花在展覽的細節。

《「最」大展》除了展示作品,更延伸一系列活動,包括研討會、拍賣會和「心水藝術家選舉」,「純粹覺得好玩,其實我又不認識收藏家,到時候有沒有人來都不知道。我們常常想做一些活動鼓勵收藏」,Gum說。「幾年前藝評在香港開始流行,投票是藝評的開始,當然也想讓人很自由地選擇,都是一種對現時社會狀况的回應——什麼都無得揀,你來看show,起碼可以揀自己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作品,可以講下」,Clara不忘在展覽加入回應社會的元素。

Clara認為官方資源多,按道理應該可以做到更多,但形式往往比較規範,「可能想做到較學術性的,有時會悶點,例如搞講座,有講者坐鎮,讓大家回應,像forum那樣」,她說期望學習比較「free flow」,她覺得這正好成就獨立與官營藝術空間的互補關係。

Clara和Gum認為由藝術家主理的獨立藝術空間允許任性,Clara說是「自我一點,總之由自己出發,自己鍾意玩才想是否適合」,因而沒有特定想要滿足的群體,而且概念先行,不為場地所限。

維持小規模 保存實驗性

他們認為,獨立藝術空間最大的經營困難反而在於主理人有沒有堅持下去的想法,「眼見很多人一開始就講明只做兩年,有些說做五年」,Gum指可能因應手頭上的資金而定下「死線」,但這非常浪費,「拿了資源,建立了的東西無法轉移,一無就無晒」,他推想放棄的決定背後有不同的原因,包括發現做的事不斷重複,找不到突破。他們認同正因為獨立空間沒有包袱,一方面有發揮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令結束的決定下得更容易。Clara認為獨立藝術空間要堅持下去,有時可能需要個人原因支持,如為家庭維持生活現狀。他們認為堅持小有小做,可以維持現有規模反能保留實驗性,「比如我上街燒林鄭數簿,censorship不會出現,發得太大,很多媒體報道,很可能有警方消防用公眾安全的原因禁止」。Clara認為繼續保持兩人決策一切的小規模,容許他們繼續在灰色地帶做各類的試驗,這對維持藝術生態的健康非常關鍵。

《「最」大展》

日期:即日至12月23日

地點: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術村12、8、N5號單位

【大場小館系列二】

文//潘曉彤

圖 // 楊柏賢、受訪者提供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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