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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達人盧煜明 譜寫下代基因 盧煜明:未是時候,社會先傾

【明報專訊】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在香港大學舉行前夕,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研究)及化學病理學系系主任盧煜明看到一則新聞:全球首對胚胎經基因編輯的嬰兒聲稱已誕生,他當下就知道,消息一出,將引來全球注目。

他因發明無創產檢被稱為「最接近諾貝爾獎」的香港科學家,又從孕婦血漿破解了胎兒的基因圖譜。

然而聽過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在峰會講台上解釋他的驚世實驗,盧煜明無法稱這是科學上的進步。

「科學研究並非存在於真空之中」,「不能關上門與一兩個團隊成員傾妥就去做」。

他身穿筆直西裝,回顧自己的科研生涯,愈重要的發現,愈讓他步步為營。

每個人體內,存在三十億個基因密碼。「爸爸有三十億,媽媽也有三十億,組成一個如此複雜的生命。受精的細胞又如何在分裂過程中變成不同的細胞?」他合着兩個拳頭,雙眼盯着它們漸漸分開,「一個細胞變兩粒,如何知道這個將來會變胎盤,另一個卻會變成身體?」過去二三十年,這位科學家從未放棄對生命發問。「說不定十幾廿年後,每個人都能取得自己的基因圖譜。」這個科學領域近年進展快速,直至今天,賀建奎宣布經基因編輯的孖胎誕生,卻受國際科學界一致譴責,生命奧秘雖令人着迷,但盧煜明直斥實驗不負責任,毫無猶豫。

稱賀建奎「可以做得不對的都做了」

看着講台上的賀建奎,「他給我的感覺是神奇地鎮靜。正常人在這麼大的輿論或國際科學壓力下,應該會很緊張,但他顯得頗為從容」。究竟賀建奎所言是否可信?孖胎是否真實存在?「他在會議展示了很多數據,如果真的沒有做過,要編造這些數據也比較難」,科學界要求公布實驗數據,賀稱已將研究報告交予一份科學雜誌評議,盧煜明說,「但問題是如果研究涉及道德倫理監管的問題,很多著名科學雜誌未必會刊登」。而只一場演講,亦已顯露出這次實驗多個不妥之處,例如賀提到一度以為其中一個胚胎出現脫靶效應(off-target effects),也就是想改a基因,卻連帶影響b基因,徵詢父母同意後,實驗繼續。「說基因圖譜三十億個位其中一個錯了,問一般人要不要繼續接受,即使我從事與基因圖譜有關的工作多年,都未必答到你,因為我們對基因圖譜的認識暫時未全面,可以排到序,但每一個轉變如何影響生命,我們未必知道。」

賀建奎交代,後來懷孕期持續,嬰兒出生後發現是一場誤會。全場似乎應為他額手稱慶,一眾科學家聽在耳中卻驚心動魄,「證明他的技術未成熟。發現脫靶的診斷既是假陽性的現象,又有沒有可能得出假陰性的結果?」生命繁衍下去,可能在幾代之後,後遺才會顯現。「在遺傳學上,有個現象叫anticipation,例如一個遺傳病,媽媽可能五十歲才有,女兒四十歲就有,下一代再早十年,愈來愈早,有可能是基因有些位置愈長愈有病,媽媽可能是二十那麼長,下一代是三十,再下一代是四十。」現在這個實驗會否產生出脫靶效應,到某一代才見到影響?「唔敢包。」

「幾乎可以做得不對的,他都做了,以此為例,足可為學生上整整一課。」網上流傳一份今次實驗供參與者簽署的同意書,參與夫婦可獲二十八萬元人民幣,「這是同意書不應有的內容,會被懷疑是否利誘人去參與」,另外有指同意書內列明若嬰兒出現先天缺陷等均屬自然風險,團隊概不負責,盧煜明說,「如果在香港,同意書亦要遞上評審委員會,看過後一定會說要改,改好再批」。

內地發展急 監管追不上

不論是國際、內地的科學家都批評實驗違反倫理,到底全球是不是有一致標準?科學界所說的倫理道德,又是否與社會的道德界線相同?盧煜明認為,德國、澳洲及日本對基因編輯研究的審核較嚴,「香港都幾嚴,現時規定做與胚胎基因有關的研究,轉變不能遺傳至下一代」,「全世界都覺得有一條紅線,細胞核的基因圖譜轉變後不能遺傳」。

在基因編輯研究領域上,「國家之間有競爭也有合作」,二○○三年發表的人類基因圖譜是英、美、中等120國科研人員的合作成果,「但大家也想在各自的領域上創新,做第一個,所以互相維持微妙的關係」,美國當然最領先,中國近年亦相當進取,三年前在華盛頓舉行首屆基因編輯峰會前,廣州中山大學研究員黃軍亦發表修改胚胎基因的研究,引起極大道德爭議,「過去二十年,內地科研資源增加得很快,令更多學生、研究員投身研究,可能因此大學或醫院裏的監管審批程序未追得上。其實那些程序很複雜,在香港兩間醫學院要做研究,道德倫理委員會是醫院管理局與每間大學的聯合委員會,每個申請都要兩邊批,每年要寫報告交代情形,這些機制都很重要」。

港研究申請 須醫管局大學兩邊批

「我們不是在象牙塔裏做研究,不能與社會脫節,所做的事除了有科學或醫學價值,還要市民覺得現時是可以接受的。」他提及道德委員會成員可涵蓋不同領域,「除了與醫科有關的,有些成員有宗教、法律背景,也有的具哲學背景。」上周港大舉行的高峰會也不是科學界在閉門造車,周二講者名單上可見卡塔爾多哈的大學教授Mohammed Ghaly,他的專業是在大學的伊斯蘭律法及道德研究中心裏,鑽研伊斯蘭及生物醫學倫理。

實驗室裏不止可以窺見宇宙與人體奧秘,更鋪滿一條條危險界線,有科學家形容賀建奎在科學界已有知識及技術基礎下得出的實驗成果,是low-hanging fruit,科學的紅線之間,掛滿讓人垂涎、伸手可摘的果實。「每個科學家除了科學上的訓練要好,道德倫理的標準都要定得高。」盧煜明面前也出現過「紅線」,「但我不會走進去」。二○○七年,他在國際醫學期刊《自然—醫學》發表無創性產前測試的研究成果,透過母親的血液樣本檢查胎兒是否患有唐氏綜合症,可代替抽羊水(用針在子宮抽取胎兒細胞,有0.5%流產風險)產檢。「我們對這項技術有專利權,列明不可用此技術來選擇嬰兒性別。這技術也可讓孕婦得知誰是孩子的爸爸,但我覺得這不是醫學需要,亦沒有去做。」

發明無創產檢 面對紅線考驗

「愈創新,愈要小心。」其實盧煜明早在一九九七年就發現孕婦血漿內有胎兒的DNA,「到二○○八年我們做了(產前檢測)二十八個case,100%準確,於是我再多做765個,二○一一年一月公布這些案例準確性超過99%,到同年十月才推出技術」,「後來我們將技術轉移給一間美國公司,它也不只看二○一一年的數據,自己又做另外460個案,得到同樣結果,於是再做1800人,然後推出」。不過唐氏產檢亦有掀起關於道德的討論,會否剝奪唐氏嬰兒的生存權利,盧煜明對此則認為:「孕婦及其家庭對是否進行產檢、若胎兒發現有唐氏如何決定,各有各的意見,因此產檢要在孕婦得到充足諮詢下(adequately counseled)才可進行。」即使孕婦得知自己懷着唐氏胎兒仍堅持產下孩子,「我們也要尊重」。

他的發明避免了產檢對孕婦及胎兒的侵害,賀建奎的實驗卻直接影響胎兒甚至其後代,盧煜明解釋,他所做的屬diagnostics範疇,「作出診斷,賀做的屬therapeutics(治療),可以說基因編輯是『配藥』的階段,不過兩個領域互相有關,想知基因改得對不對,也要用診斷技術去看。」基因編輯又分Somatic gene(體細胞) Editing,「如一個人有地中海貧血症,改他的骨髓細胞,轉變不會傳給下一代,而今次是Germline Editing(生殖細胞),改完會遺傳下一代,前者在道德倫理範疇,與做骨髓移植分別不大,引起的道德爭議也較小。」後者引發種種奇想,父母可花錢「生產」更聰明、更英俊的小孩,將基因改得更「優越」,稱為genetic enhancement,有說人類或自此進入「美麗新世界」,分α、β、γ 等不同階層……

對於改進後代基因是否絕不可為,盧煜明說:「我可以告訴你現在不是時候,未來需要社會一齊去傾,像從前試管嬰兒推出,社會也有好大迴響」,「我會以開放的目光看將來的發展,也擔心會觸及別的議題,例如在定義上人是什麼?因為人類是成員可互相繁衍下一代的物種(species),如果有人可任意快速修改基因圖譜,會否到某個階段,其定義與我們這個物種有些不同?」重新譜寫下代基因,全人類野心勃勃,但他與基因研究打交道多年,奉勸一句「要很謙卑」,「生命在這個世界上已有四十億年,也就是我們的基因圖譜已進化四十億年才到今天,我們不可太過自大」,他早預視過賀建奎實驗所用的CRISPR技術將成為基因研究一大方向,但「CRISPR技術由二○一二年發展到現在,我們認識它僅僅幾年,難道可以比大自然四十億年的工作做得更好?」

以開放目光看發展

訪問已畢,為了拍攝造型照,實驗室內,他在西裝外披上同樣筆直的白袍,想起自己不是頭一遭在國際會議遇上舉世矚目的爭議了。「你看過新書Bad Blood嗎?它說這樣一個真實故事,荷李活即將拍成電影:一個女生Elizabeth Holmes創辦公司Theranos,聲稱抽一滴血可完成很多醫院做的疾病檢測,公司最高峰值九十億美金,現在跌至零。她當時很精明,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及舒爾茲加入董事會,舒爾茲更介紹孫兒進公司,後來孫兒發現有問題,與祖父鬧翻。」在Holmes第一次向外公布數據的會議,盧煜明就坐在台上向她發問。Holmes倒沒十分淡定,之前還向他打聽有什麼問題,「我當然不告訴她。」是否問完都知流流哋?「確是,那次是個大騙局,今次則是跨過了不應踏進的領域。」

正談着,他不忘問攝記,「會否背光?」原來攝影也是教授的愛好,「其實同做實驗冇乜分別之嘛」,攝記補上,「就是不斷地試」,盧煜明頻表認同,說鏡頭與顯微鏡「都差不多」。同一雙眼,看科學,也看世界。

文//曾曉玲

圖 // 賴俊傑

編輯 // 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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