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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陳果:不知怎做不知去向,《三夫》更慘

【明報專訊】「這是等了十七年的結果。世界是變了。」

陳果妓女三部曲的終章《三夫》是今年香港亞洲電影節的閉幕電影,映後觀眾的掌聲下,他站在銀幕前方拋下了這一句。陳果的電影寫人,寫來港求財的內地妓女,寫無證兒童,寫邊緣青年,寫退役軍人……他們的身世遭遇往往對應香港的處境。新作說一個蜑家女子的故事,寫生存之難,陳果一向避談作品的政治意識,對《三夫》寓意明顯的意象,他始終回歸製作層面回應,「你這樣解讀,不這樣解讀,也無所謂」。

世界的確是變了,我們的香港,在這三部曲上映前後僅僅十八年的跨度已改變了許多。訪問一開始便問陳果眼裏世界是如何改變了──妓女三部曲首章《榴槤飄飄》拍攝於中國開始開放的九十年代,東北女子小燕為賺快錢,來港在馬伕安排下日夜苦幹,「人們對生活的追求很瘋狂,很多人南下來香港。現在朗豪坊的位置簡直是經典,拍《細路祥》的時候,砵蘭街、上海街、新填地街全是架步,好鬼癲的。但二十年過後,社會真的變了……落嚟的大陸女子都少了,現在你在廟街看見的,都是那些……還沒去到大媽的,但都好中(年)囉!」第二部的《香港有個荷里活》的東東/紅紅擺脫馬伕的操縱,與律師朋友合伙,把大磡村的朱氏一家玩弄於股掌之間,為的是藉香港這個中轉站跳到美國。「當年她們來搵食都很包容,不會鬧,不會覺得有問題,現在她們來搵食你反而憎了她。唔知點解,好奇怪喎」。時移世易,《三夫》中香港少女秀明喬裝廣州人,北上應付香港嫖客的需要。陳果對妓女二十年來處境侃侃而談,隔靴搔癢般叫人着急,「確實來說是比以前難做,本土消費都難以支撐這個工業,所以各奔東西我覺得是正常」,他沒有為「世界是變了」解釋更多。

「妓女三部曲」終章

陳果談創作,總是說得漫不經心,彷彿一切自然而然,他指拍妓女也是出於偶然,只因開拍《細路祥》時「見咁多女子走來走去,馬伕帶來帶去」,「直情是個景點,一時衝動就拍了這個subject」。他說拍妓女題材聽似簡單,昇華到社會層次並不容易,當年也只是無心插柳,「當時正逢中國經濟起飛,整個生態的變化跟香港非常脗合,上映時剛回歸不久,碰上這個大時代的交接,非常精彩」。到了第二部曲《香港有個荷里活》,他坦言以魔幻式處理去寫虛與實之間的東西,「隔開來說,其實與妓女無關」。

新作《三夫》女主角小妹有永無止盡的性慾,不為錢財賣身,加上失智的角色設定,進一步模糊她妓女的身分和自覺。戲中小妹接近無言,以身體的顫動扭曲表現原始欲望,探問陳果是否有意突顯人之為人的本性,他卻否認為妓女去污名化的用意,「被人利用也好自己做也好,她做的都是被標籤為妓女的」。說到底,他思考的一直都是如何將電影拍得好看,說作為一個創作人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重複,「一個subject拍三部真的很難拍,要有些變化。抗衡前面兩部,跟前面兩部不同」,解釋船上只有一百呎的空間在拍攝上有多困難,「我每擺一個鏡頭,所有東西都要移動,船上多站一個人在左邊或右邊,都會傾斜,有一架船在旁邊駛過都會震」。

《三夫》並沒對妓女心態或為生之難着墨太多,陳果說這故事更想講的是人的生存,「這其實是一部講生存的電影,很多人忽略了,掛住講政治意識,講陳果意識,但忘記了這條很重要的線索。一家人搞來搞去,跑來跑去,為了什麼?各有其位,各適其適,做任何事都是為了生存──老人家利用小妹的病搵錢,小妹搏命做是為了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身體。那班嫖客,也不是剝削你,都要付出給錢,都是為了男性的需要」。

說回來,陳果的回歸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和《細路祥》豈不也是關於人的生存?《香港製造》寫破碎家庭成長的三個邊緣少年在成人世界生存的無望——一事無成中秋、智障的阿龍、患絕症的阿屏最終各自踏上絕路。但三人沒有父親的身世,可以結合「九七」的政治處境解讀,中秋在阿屏墳前自殺時說的一句「面對一個未知數的世界,我們已經得到免疫」讓人聯想指向的不止是個人前途,亦有關香港前景。《去年煙花特別多》說的是五個華籍英軍面對九七來臨的生存之難——因不獲英國帶走頓失生計,鋌而走險打劫銀行,後來招致殺身之禍,故事以主角家賢一年後從病牀上康復過來,刻意遺忘從前重新生活結束。學者洛楓在〈盛世繁華下的青春殘酷物語〉中分析電影反映主權交接的大時代底下的身分焦慮,家賢藉與歷史割斷的「重生」像是在無法掌控的政治命運裏唯一賴以延續生活的方法和可能。而《細路祥》則寫小孩祥仔三代人的生活點滴,也彷彿能夠以小見大,以他童年的告終對應殖民歷史的結束。

無底性慾何來 本土傳說尋根

夾縫人物生存的刻劃以外,《三夫》有沒有更多暗示?陳果從來避談作品的政治意識,對此等解讀,他認為是因為觀眾身在其處,「和我的電影有種結合,你才知道這是說什麼的,不然你不會有那麼大感受」。《三夫》的靈感取材自沈從文短篇小說《丈夫》,講述一個失智女子擁有永遠不能滿足的性慾,跟隨三個「丈夫」在漁船接客的故事。「妓女」在不少文學作品中都被用作殖民地的隱喻,加上男主角又以神話人物盧亭解釋小妹的焚身之慾,這種半人半魚的生物常在不同創作用以象徵香港混雜不純又無法言明的身世,在電影出現難免叫人想入非非。陳果這樣回應:「盧亭寫劇本時還沒有的,後來男主角提出,紀陶叫我放這個人物進去,可以加強小妹的深度。盧亭被很多文青用作身分認知,它身分很含糊,兼有些本土主義在裏面。但我又不是很明白,中山流落來之後變成香港人,又怎樣跟本土有關」?

談下去,他轉而說到盧亭的設置對豐富女主角形象的作用,「有些有想法的演員會問導演,有沒有辦法給他們一些東西,讓他們對角色的發揮有更多層次。將盧亭的故事告訴小美後,她可以把自己當作盧亭,演出好像更有support,很有信心,叫海豚聲也很掂,很多的脗合令人物加強了,戲又好像多了點思考性。有沒有深度不知道,但這部戲起碼不是一般的三級片」。

紅布墳場被政治解讀

看陳果電影,總是禁不住捕風捉影,陳果的回應卻總是回歸製作和美學討論——畫面後段漸漸褪色,小妹在結局的風中揚起紅布,他笑言,「咁我以後不拍紅色,以後整綠佢」!公屋屋邨和墳場的場景一再在他的作品中出現,他也說一切只是巧合——醉酒灣上面真的有一個墳場,朋友碰巧有個單位可以借出,「咁正的裝飾,借畀我又平,製作上慳好多錢,拍出來又好睇,搞創作很多時都是照顧影像」。他自言不避忌重複,「公屋在香港是個多人追求的安樂窩,在香港佔太重要的位置。」陳果說自己追求與時並進,「以前年輕人不會申請公屋,這就是現在香港的現象,我不避忌是因為這個situation跟我們當下發生的所有都很脗合」。

說與時並進,《三夫》一如舊作緊扣香港當下處境,戲中屢屢提及大灣區的發展——秀明北上賣淫被公安抓捕後,說自己簽了「悔過書」又接受「再教育」,最終打算前往大灣區謀生,依隨國家建設的路線尋找出路。而電影結尾一幕,小妹與三夫在船上漂流,面前是巨大得看不清兩端的港珠澳大橋,落日下有人問:「我哋去邊?」有人回應:「我點知!我又唔係香港人」!究竟何去何從,相信這一句讓戲院許多香港人心裏中箭。

為何以「大橋切開大海」作結

傳說盧亭的欲望需以陽物治之,三人渴望解開小妹是否盧亭後人的身世之謎,由此幫她尋找方法治病,彷彿不弄清身分,便無法解決當下纏身的問題,這種身分焦慮亦正好對應港人狀態。陳果說:「當時我無諗得咁深,但我不反對你的解讀」。他再想了想,便說:「作為創作人,在那個瞬間,在海上漂流,看着夕陽落下,左定右,在大海中,你真的很無助,固然就會有那堆對白出來……總之我覺得你找到答案,都未必可以解決問題;找到殺手我就將他繩之於法送上法庭,找到身分又怎樣」?回憶這個突然決定就此作結的結局,他記得自己對眼前大橋「一刀過」地橫切大海,「感覺好鬼怪,不知道是不是環保意識,有種很難以形容的感受,感受是positive還是negative我也忘了」。那一刻身處海中央,看不見陸地,迷失方向,他感到很科幻,「但加了對白,意思就出來了,貫徹到底的陳果意識……是有這種無所適從。現在正正是香港,特別是年輕人,那種無所適從」。

紅褲子出身的陳果早年從《大鬧廣昌隆》和《五個寂寞的心》,轉身拍下了他第一部獨立作品《香港製造》,「決定了自己做,靈感就砰砰聲,寫什麼都是美的,拍的過程中也有如神助,想拍什麼都有,影像很美,很奇怪」。他覺得決定一刻只是勇敢,剎那的成長其實發生在上映後,「有了好成績以後,我才開竅,發現電影可以這樣做」。那一次的啟蒙,卻沒讓他自此堅持依循單一道途,這些年來一直游走商業與獨立之間,在艱難的現實環境,他毫不介意表現他的世故,「有商業片就上去拍,有很多喜歡我的粉絲都鬧,嘩我又不是大陸那些導演,可以藝術貫徹到底,我們這些很難的,你知在香港尋找生存的空間很難」。但他始終認為,商業作品也必須具備社會責任,「即使是《那夜凌晨》,一個很通俗的故事,給我拍,我就想我的社會責任是什麼,我介入了,跟原著是有些不同了,我盡量去做,當然有人會藐我,但我想跟當下的社會狀態起碼有些瓜葛」。

商業作品盡量滿放社會意味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是消極的,電影滲透的逃亡感結合香港的氣氛,結尾說人要逃離,也不容易離開成長的地方,直直道出了香港人的無力。陳導如何看希望?談起《那年煙花》,他說「不要提過去,跟隨社會發展走」的意識在香港多年來始終不變。煙火換上了主題公園的背景,在《三夫》裏依舊燦爛綻放。陳果說《三夫》「更慘」,「不知怎樣做,三條傻佬不知去向」,「現在爭拗多了,社會的摩擦多了,以前香港人一直對政治沒什麼感覺,但現在基本上政治影響很大,所以變成非黑即白的局面,正正是《三夫》所說的,香港人折磨香港人──怎樣也要扯住個網,把小妹拉住,你看到那個意識就明白,都是栽在自己人手上,我都不想說得那麼白」。

《三夫》作繭自縛的暗示,陳果交由觀眾自行想像,「你這樣解讀,不這樣解讀,也無所謂」。香港的故事怎樣說下去?「還沒有下一部的想法。如果我突然拍一部商業片,情况可能跟《那夜凌晨》一樣了,盡量塞自己對社會性的想法,看人家接不接受。如果人們說不要搞,可能你就沒得寫了」。

■什麼人問答

問‧潘曉彤:《明報》記者,中文系畢業生,半途修讀文化研究

答‧陳果:香港電影導演

鳴謝場地提供:Eaton HK

文//潘曉彤

圖//曾憲宗

編輯//何敏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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