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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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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兩地書話:暗室明眼人

【明報專訊】說起來我跟胡遷有兩面之緣。二○一四年他來台灣參加金馬電影學院,學程結業功課是改編一篇短篇小說,因其中有我的作品,便被主辦單位找去開了場兩小時的短會。

匆匆來去,印象裏就是一群敏思閃爍的年輕人,我昏頭昏腦,瞎說一場,會後卻收到胡遷認真寫了email過來討論,態度大方,應對有古典的節度。他回北京後,彼此也偶爾通信,某日他很客氣,先問能不能寄作品給我看,我答覆了,才發過來。老實說我原先沒有什麼預設,讀過卻着實吃驚:他似乎太沒有自信了,這是很好的小說,乾淨,渾然天成。他對文字這古老介質的駕馭能力可謂天造地設,每個字是似有若無的纖維,每段句子是氣孔綿韌的密絲,分分寸寸,行若無事,在你意識到以前他已捻出漫長的線索,在你意識到以前嗖一下已被捲了進去。

他不像許多人克制不住以其為鞭的誘惑,也不要喧囂抽打讀者,製造浮誇的聲響與迹象;他沉默地纏縛,沉默地收斂,絲線一點一點絞緊了勒深了,心彷彿都要裂了。

但寫出這樣小說的作者,到底是均貌似明朗的學員裏的哪一位呢?兩年間我一直沒搞清楚,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因為這未免太少根筋。

二○一六年他以中篇〈大裂〉得到台灣的BenQ 華文世界電影小說首獎,因領獎再來台灣,請他喝了咖啡(飯則被小說家駱以軍搶去),才大概算認識,是從整體到細節都很清爽的年輕人,言語簡潔,帶冷澀的幽默感,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緊攢的彈珠。人不似其文。我無法理解他的寫作中為何會出現那樣極致的傷害性,就忍不住問:「為什麼你會寫這樣的小說啊……」

一個心靈如精密儀器的青年

真是愚蠢的問題,這甚至是我自己作為寫作者最討厭遭遇(並往往顧左右而言他)的問題。但胡遷懇切回答。其實他本人的質地能夠說明很多:一個心靈如精密儀器的青年,多半會因人世各種避無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時時震動,為了不被毁損,難免必須長久出力壓抑着位移,那壓抑的能量終要在他的寫作中,如棉花一般,雪白地爆綻了。書名「大裂」兩字或者是無意識的流露,卻也收束出胡遷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內在風景,他的小說中每一抹淡到幾近透明的草蛇灰線都有繁複意象,語言平靜,一絲濫情自溺的贅肉都沒有,落在地上,望似滾珠,若去拈起,才發現是水銀,凝重荒暴能讓人從頭裂開到腳,剝掉了一身的皮。

胡遷學的是電影,他非常擅長利用人物的對話,及對話間不可見的細微波動,如牙科探針般挑出生活的疼痛神經。然而我以為影像訓練又不足夠解釋他短篇小說的魅力:這些作品的結構有時其實不太工整,但那當中的強烈能量讓技術問題的刮痕甚至不讓人感覺是瑕不掩瑜,而莫名顯得那歪斜是一種天經地義,理直氣壯了。

許多創作者,終其一生在追求這種無言中說動的境界,他羚羊掛角地恐怕自己也沒發現地輕易做到。這樣想想我都火大。

也或許可以這麼說:寫作一事之詭譎,雖存於文字,又不存於文字,更在如何魔術般介入現實中肉眼不可見的微妙間隙,胡遷帶着他松德硝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這本小說中一次又一次演示着吹毛斷髮的天分。《大裂》書如其名,徹底是本傷害之書,每篇小說都懷抱同樣一個任何人無從迴避的問題:「我們還要活(被傷害)多久?」我可以想像它會被什麼樣的讀者排斥,讓什麼樣的人不安,我可以想像會有什麼樣的人因在這其中求其安慰與修飾不可得,而感到不滿。也可以想像它是多麼地不符合某種主流的時代氣氛與社會大義。

但我想好的創作者本來也都是這樣。生命如擁擠的暗室,他坐在當中,視線炯炯,眼中沒有蒙蔽,什麼角落都看見,不怕痛地指出來,也不因此就佯裝或者自命是誰的一道光。至於救贖或出口,那是人人各自的承擔與碰撞,若主張創作者必須為此負起責任,就是一種貪小便宜。

我不敢妄言自己多麼了解胡遷及其作品,不過承他不棄,這兩年他陸續寫了什麼,會發來給我讀一下,有時我們會在信中聊幾句,有時我工作焦頭爛額難以為繼,他也不介意。這當中的〈大裂〉、〈一縷煙〉、〈荒路〉、〈漫長地閉眼〉等都是我反覆再讀的秀異之作。然而令人比較困擾的恐怕在於,他的作品,不管放在哪一條脈絡下,哪一種已知的模板裏,都顯得不易解釋,像塊在視野中任何位置都無法嵌合的拼圖。要描述為格格不入,當然沒什麼不可以,但我以為也有另一種說法,叫做頭角崢嶸。

(原載《大裂》。時報:台北/2018.11)

文‧黃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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