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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為改革開放造勢 憶四十年前採訪南斯拉夫

【明報專訊】今年是中共改革開放40周年。在過去40年間,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已經從一窮二白的情况下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很少人知道,當年為了推動改革開放,中共要花心思去扭轉人民在毛澤東影響下對「修正主義」的成見,才能夠順利推行新政策。

鄧小平謀改革 先破毛思想枷鎖

什麼是「修正主義」,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修正」了馬克思、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只能透過暴力革命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也可以透過「和平演變」的方法達至社會主義。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據說就是因為要「反修防修」,避免資本主義復辟。

1978年12月18至22日在北京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鄧小平(他在1977年7月第三次復出)的主導下,中共在該次會議上決定全部廢除毛澤東的經濟政策(所謂「一大二公」),並局部廢除他的政治主張(階級鬥爭)。這些做法,在當時會被人攻擊為「修正主義」。當時離開毛澤東逝世才兩年,他的思想枷鎖仍然束綁很多人。鄧小平要推行新政策,首先就得擊破這些枷鎖。為了使人民在思想上對即將到來的變化有心理準備,中共中央決定派出一個「民間記者團」到訪南斯拉夫,希望用「民間交流」的方式為新政策鳴鑼開道。

1978年3月,當時我服務的《文匯報》報社領導通知我準備出訪南斯拉夫。直覺告訴我,這是要為南斯拉夫平反,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平反,這一切很可能預示中共要走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當時中共還沒有正式提出「改革開放」這4個字。

幾天後,新華社(即今天的中聯辦)宣傳部長黃光宇把我叫去。原來這個「民間記者團」由3人組成,除了我之外,還有《大公報》記者曾德成(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胞弟)和《大公報》英文版經理費大龍(他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長子)。黃光宇向我們解釋了此行的目的。他說(大意),派你們到南斯拉夫,是外辦廖公(即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廖承志)的主意。你們的任務就是寫一批正面宣傳南斯拉夫的稿件,好讓《參考消息》2轉載,這樣就可以先向國內群眾吹吹風,以便將來政策有變動時,群眾思想可以轉彎。你們可以提出南斯拉夫有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供中央參考。他說得很白,此行目的就是「唱好」南斯拉夫,而評價我們成績的,就是看《參考消息》是否轉載我們的稿件。這是中共特有的新聞觀及新聞手法,與國際社會截然不同。

60年代斥南國「共產主義叛徒」

對我來說,書本上的南斯拉夫並不陌生,因為大學時期讀政治課時,就知道該國領導人鐵托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鼎鼎大名的所謂「修正主義頭子」。上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時,中共批判蘇聯的著名《九評》3,其中第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以下簡稱〈三評〉4)就是痛罵這個國家,讀者不妨看看當年這個批判的力度:〈三評〉一開篇就罵:

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這個問題,不僅是判斷南斯拉夫國家的性質的問題,而且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還是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問題,也關係到究竟怎樣認識鐵托集團,它是兄弟黨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和帝國主義的走狗……

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大學時期除了〈三評〉,還讀過吉拉斯的《新階級》5,作者曾任南斯拉夫副總統,他以南斯拉夫的經驗,判斷在「一黨專政」的制度裏,必然會產生新的特權階級(他的這些觀點現在已經被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實踐證明是對的),這當然不見容於當局,終於鋃鐺下獄,而《新階級》一書則要偷運到西方才能在1957年出版。可以這樣說,《新階級》是從右的角度批判南斯拉夫的制度,而〈三評〉則是從左的角度批判這個國家。大學時期得來的這些知識,成為我今次觀察南斯拉夫的重要坐標。

有一點當時不明白的,是中、南雖然交惡20多年,但隨着毛澤東1976年逝世,這個夙怨也就灰飛煙滅,南斯拉夫總統鐵托也已經在1977年訪華,而中國總理華國鋒也準備在1978年夏天回訪,按道理兩國兩黨的關係已經正常化,國內民眾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沒有所謂「轉彎」的問題,為什麼還要派我們去?黃光宇解釋,現階段要由官方來肯定南斯拉夫的道路(即肯定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道路),政治上仍然有困難,所以廖公就想到由民間報紙出面來做這件事,減輕對中央的壓力。

由於我們是有官方背景的「民間」記者團,所以受到南斯拉夫高規格的接待。當年南共聯盟的第二把手(地位僅次於鐵托)斯塔奈.多蘭茨(Stane Dolanc,1925—1999)親自接見我們並詳細解釋了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南斯拉夫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加斯巴里又詳細介紹中南兩國兩黨復交的狀况,其後所到之處都是地方的第一把手親自接待。在半個月的行程中,我們到訪了南斯拉夫重要的地方,除了首都貝爾格萊德(Belgrade,今塞爾維亞首都)外,我們還到了東歐工業重鎮薩格勒布(Zagreb,今克羅地亞首都)、有歐洲糧倉之稱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今塞國自治區),當然不會錯過地中海明珠杜布羅尼克(Dubrovnik,今克國城市)。

中央同時派團修補兩黨關係

行程結束時,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張海峰在家設宴款待我們。席間他告訴我們一個細節,在我們訪問期間,中央也派了一個「黨的工作者代表團」到訪,這個團的團長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副團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修補兩黨關係,而修補兩黨關係首先就得推翻過去認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的說法,要重新論證她是「社會主義」的。于光遠正正就是當年〈三評〉的執筆者,現在等於要他來否定自己,使他覺得十分尷尬,所以他來到後,「很擔心南斯拉夫的同志知道他是〈三評〉的作者」(張海峰語)。

在訪問的過程中,我最關心的是中國是否準備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吉拉斯的《新階級》提醒我,凡實行「一黨專政」的地方必然會出現新的特權階級,所以中國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後在重新摸索前行方向時,萬萬不可取納南斯拉夫的政治模式。而〈三評〉則告訴我,被中共視為「修正主義」的政策,反而是正常社會應有的政策。從〈三評〉內容看,被中共批判的「修正主義道路」,其特點是:一,在以公有制為主體下容許私人企業存在;二,在計劃經濟為主導的情况下允許市場力量作為補充;三,在分配上不追求絕對平均;四,對西方國家開放投資旅遊等。對於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我來說,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也是中國應該改革的地方。

物質生活不賴 仍嚮往自由西方

南斯拉夫政治制度的好與壞不是半個月走馬看花式的旅行就能夠作出適切的判斷,但經濟問題卻可以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從市面的情况看,1978年的南斯拉夫比中國好得太多了,起碼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不必要配給,而當年的中國,從糧油到布匹都要憑票供應。如果「修正主義」能夠讓人民吃飽穿暖,那總比聲稱「愈窮愈革命」的「共產主義」要優越吧?

但南斯拉夫經濟也存在危機,一個連遊客也可以輕易接觸到的問題是匯率的黑市價。我記得當年匯率的官價是一美元兌16個第納爾(dinar),而黑市價竟然可以高達32個第納爾。這個價差既反映政治問題(人心傾向西方),也反映經濟問題(國內外價格的扭曲)。在薩格勒布,官方為我們安排了一個大學英語教授為我們做翻譯。白天他努力為我們翻譯,晚上他會悄悄問我換外匯。我問他要美元來做什麼?他就很坦率地告訴我準備送子女去西方念書。這個匯率價差問題反映了在「一黨專政」的環境裏,即使物資生活過得去,人民還是嚮往自由的西方。

我不敢唱好制度 曾德成文章跑出

這些問題使我不敢貿然作出結論說南斯拉夫的道路適合中國。我不想步于光遠的後塵,因應上面的政治風向,時而論證她是修正主義,時而論證她是社會主義。那麼如何交差呢?當然要「唱好」南斯拉夫也不難,例如她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是歷史悠久,風景美麗,人民勤勞勇敢等,這些都是事實,但這並不是中央派我們去的目的,他們要的,是南斯拉夫的制度如何完善,她的道路如何合理等。所以我這批遊記式的文章出來後,《參考消息》一篇都沒有轉載,它轉載的全是《大公報》曾德成的文章。後來我聽報社領導說,黃光宇批評我水平不高,因為我寫不出可以讓《參考消息》「出口轉內銷」的文章。對此劣評我不以為忤,因為我不願意違背自己的認知去迎合政權的需要。1991年後南斯拉夫解體,我慶幸自己當年沒有盲目宣傳她,否則就是嚴重誤導了中國人民。

事實上,當年中央也是過慮了,中國人民迫切希望擺脫毛澤東時代的枷鎖和赤貧,絕不介意鄧小平走「修正主義」道路,所以根本並不存在「思想轉彎」的問題。當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很順利地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這條路線的具體政策,恰恰就是被〈三評〉全面否定的那些東西(見上文所提的四個特點)。

註:

1. 該會議全稱是很冗長的「中共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2. 《參考消息》是一份供內地處級以上幹部閱讀的內部刊物,專門轉載外國報章雜誌有關中國的評論,以及其他中共希望內地民眾知道的消息。當年內地人民只能通過《參考消息》來取得外國的資訊。

3. 全稱是《評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共有9篇,簡稱《九評》。

4. 〈三評〉是在1963年9月26日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全篇是批判南斯拉夫,但在此之前《人民日報》早在1963年7月就發表文章〈必須同叛徒鐵托集團劃清界限〉,點名道姓攻擊南斯拉夫總統鐵托。

5. 全稱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作者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前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他作為南共聯盟的領導人之一,以自身的經驗以及共產主義在南斯拉夫的實踐,分析在「一黨專政」的制度下,必然會出現新的特權階級。

文//程翔

編輯//何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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