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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鍾士元——一位政治管家

【明報專訊】近年不少名人逝世,坊間媒體總愛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最近,查良鏞與鍾士元先後逝世,是否也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說到政治影響力,查大俠最後展露身手已是1993年批評彭定康方案;鍾士元則大概是回歸後兩年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及召集人,1999年卸任。要結束的,好像早已結束。早前許多人談過查良鏞,我便不再重複了,這裏只談鍾士元。

鍾士元被稱大Sir,又被媒體政界稱為香港政壇教父,他當然當之無愧。上世紀六十年代入了港英的局,做過立法局及行政局,最高當過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到了1988年從港英政府退下來。1989年之後,再入中共的局,擔任港事顧問及籌委會成員,回歸後以八十歲高齡再當兩年行政會議召集人才正式退休。在兩朝位極人臣,穿梭中英兩國,把持建制至高地位。但是,若深究「教父」一詞,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個合適的形容嗎?

步步為營冷靜異常的政治人

「教父」一詞在香港民間,讓人聯想起荷李活電影《教父》裏馬蘭白蘭度飾演的意大利黑手黨角色,他是大家族以至幫會的代表及權威。鍾士元當年是否能在建制陣營中一呼百應?我有點懷疑,而他似乎也並不這樣看待自己。我翻了一下他的自傳《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只看到一位步步為營、懂得分寸、冷靜異常的政治人。

鍾士元在殖民地歷史上是屬於戰前何啟、周壽臣一類,港英吸納的華人精英,他跟兩位前輩不同的是身處的時代,前兩位適逢中國政治及戰亂,鍾的冒起則正值香港政治地位改變。

他的個人及政治事業在冷戰時建立起來,到了中英就香港政治前途會談時,他和許多精英階層一樣,在港已擁有龐大政經利益,他當時早已是工業界及工程界的翹楚,做了接近二十年的委任議員,即華人最高代表。中英會談期間,兩局議員想加入談判,但當他知道中共不接受「三腳櫈」的底線後,他馬上穩住同僚,安守本分。

英國政府向中共多番讓步,兩局議員相當不滿,由於事涉改變香港根本現狀,為公為私,這群一直與英國人合作無間的精英緊張起來,於1984年4月發動香港輿論。他們親身訪英,公開質疑及挑戰英國政府的立場,首次有點反對派的身影,連名聲很好的麥理浩爵士也指控他們失禮。曾經有一幕:前首相希思(Ted Heath)訪港會見兩局議員,他相當滿意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反過來向他們推銷,鍾與其他兩局議員都感到不是味兒,在言談間嘲諷觸怒了希思,令他大發雷霆,連政府坐駕也不坐,要自己坐的士回港督府,鍾士元馬上賠個不是。

不知是英國人大方,還是大Sir得體,港英還是讓他在行政局裏當首席至1988年才退休,而且再獲頒更高爵銜。

鍾打造民意 鄧小平也要接受

他在書中特別提及,張鑑泉及范徐麗泰知悉英國要在九七後撤出香港後,感到十分震驚,低頭垂淚,他卻沒有提及自己的反應,他似乎冷靜異常。到了塵埃落定後,1984年他代表當時兩局訪京見鄧小平,反映港人的信心問題。香港人的反共情緒與焦慮,在他口中成了對中國政局不穩定的憂心,是「信心問題」,他把這個溫和信息傳達給鄧小平及一眾中共幹部知道,他甚至提出具體建議如何挽回信心,消除對現狀及前途的恐懼。

但是,他也沒有覺得自己是天命所歸,他很清楚知道,與其說是得到民意授權,不如說是他成功打造了連鄧小平也得注意及接受的民意。後來的「六四事件」,香港群情洶湧,連他的戰友李鵬飛及鄧蓮如也忍不住要「民主抗共」一下,他卻勸兩人靜觀其變,不要讓中共覺得香港插手中國政治。他自視中國人,但這並不左右他的政治理性,他們甚至沒有如當年梁振英等那樣「強烈譴責北京當局濫殺市民的冷血暴行」,他反而批評支聯會干預中國事務,他比所有從者更懂香港的限界。

殖民地培養的務實管家

鍾士元是一位晚期殖民地培養出來的保守主義大管家,是經歷了一百多年華洋共治的煉丹爐煉出來的,他的保守主義不重價值,而在於務實主義。他曾經勸彭定康要當個管家,卻遭斷然拒絕,當時沒有什麼殖民經驗的彭定康,大概看到這件自己祖家的殖民古董有點驚訝。鍾雖然相信自己為香港人的利益、為香港人服務,但他並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民代表,即使他有時迫不得已要代表一下,也是戰戰兢兢。他的政治裏,香港人是居民,不是人民;所以他說,他的自傳是獻給「香港居民」的。

他曾自嘲,洋人當他「走狗」,中共視他為「孤臣孽子」,甚至「漢奸」。他為港英出謀獻策幾十年,退休前中共已開始「三顧草蘆」向他統戰,退休後終於復出,在中英爭拗時提點北京政府推比例代表制、籌委會等等,掌管回歸後的行政會議。他好像哪個政權也能討好,也能得到當權者承認,甚至李柱銘稱他為「沒有敵人」。他設想的香港高度自治大概也是如此,不爭主權,而是講程度講條件的,是當權者能接受的,不是自成原則,不是非黑即白。因此,無論自決與港獨,他大概都認為是天方夜譚,就連普選,他也認為只能求教算命先生。

用今天的眼光看,可能覺得他沒有夢想,但這不全對,他的夢想是讓大家在夾縫中存活,不用政治夢想又能很務實地生活在這個城市,接受「現狀」,這個夢想今天難以實現。他能想像的香港改變非常有限,只能是在上者更好的管治方略(例如發展政黨政治,特首該是政黨代表),讓惶惶不可終日的市民多一點繁榮穩定。這對苟存亂世的華人來說,曾經相當受用,也是北京治港總策略的一部分,雖然以前的佔比大,如今的佔比愈來愈小。

時代結束 未嘗不是好事

鍾士元留下的政治遺產有沒有建制中人承繼?在他眼中,他有份提攜的李鵬飛、周梁淑怡等都過於感情用事,反對派便更不用說了。觀乎香港以至中國如今的趨勢,他的遺產也似乎愈來愈不值錢了,他念茲在茲的局也少有人關心了,相反,如今好像人人也想着破局。當中央處處想着彰顯北京在香港的主權,香港反對派則想着自己的制憲權,想像2047的第二次政治前途,至於本地建制派嘛,既然站對了邊便努力撈政經油水好了。

時代的結束,也是「現狀」的結束,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也是香港人首次要投身改變之中,而不是只是接受給予的改變。只是,我們不知朝向何方,大Sir也不會有答案。

文//葉蔭聰

編輯//楊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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