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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達人陳健民 佔中的挫敗 是日後民主的燈

【明報專訊】可容納五百五十人的大講堂裏,觀眾擠滿階梯,甚至在講台一角席地而坐。陳健民介紹啟蒙他的人與書,燃燈引他參與社會,走到今天。當晚滿載不絕的掌聲、笑聲,與擁抱及眼淚。周五,他重歸老師的日常,在開審前教最後一課。碰上畢業禮,外面披袍的學生在拍照留念,小課室裏,陳健民也與數十學生道別,交代餘下的課誰和誰會來上、功課怎樣交。他以略帶沙啞的聲線開始講課,同樣關於啟蒙者與他的故事,少年們報以靜默,或淺笑。他依然講得落力又風趣。無論黑暗與光明,高潮與低落,他總像長亮的燈,在冷靜學者形象之外,保着一份熾熱。

入獄前的訓練

他訓練自己不怕熱。曾問過黃浩銘獄中種種,「初頭很戇居地問他能不能用iPad」。然後又問,熱不熱?「打開窗有蚊,閂埋窗好焗」,自此他的辦公室不開冷氣,「有記者來,我就問要不要開冷氣,家裏晚上都不開,如果太太覺得熱,我就自己到書房睡。有人說有冇搞錯,都未坐監,為何要提早受苦?我不覺得,原來能鍛煉出一種能力,熱不熱都睡得香,都幾開心」。不過另一件事卻未訓練成功,「後來他又告訴我,牀又平又硬,我說好,自此睡地板,卻發覺幾廿年不睡地板,一睡原來成身痛。我瞓地下大㗎嘛,點解唔得?原來臨近六十歲就唔得。所以我暫時停一停」。他在練馬拉松,「好似想話畀北京聽,雖然我諗冇人會聽,我不會被你擊倒,在你認為我最沮喪的時候,成為被告,其實我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跑好二月的馬拉松」。

石硤尾屋邨長大,他說大學宿舍是豪宅。一九七九年入讀中大社會學系,是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那年,前一年,北京有魏京生在民主牆貼出《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我大學時期已好老積,入o camp第二天已離開,頂唔順咁無聊。我是帶着問題上大學的,期望同學坐低就講政治、社會。」晚上在宿舍,他翻開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講述蘇聯的政治犯如何被囚在島上全黑的窄房中,感覺到很多東西掉在身上,會動的,慢慢看到一點光時,原來整幅牆都是蟲,不斷掉到他身上……」突然他聽到同學大聲叫:喂民仔,落嚟食糖水喇。「那一剎那是我人生裏一個很大的contrast。唔係呀嘛?」

明天即將面對審訊,他想着自己一路走來,做人方向並無多大轉變。受審日子愈接近,「我愈沒有恐懼」,他知道可帶六本書到監倉,要全新的,封面不能是硬皮。他立刻去訂書,包括潘霍華的傳記,德國牧師,因參與刺殺希特勒被捕處死,六百多頁的書,卻「一不小心看完了」,現在看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傳記,「我欣賞她的人道主義」。二○○八年,他成立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內地推行公民社會的研究及培訓工作,今天他為人所知的身分是佔中三子之一,但佔中前,「我瘋狂地將自己的時間給了中國,人們見我在香港很忙,其實我在中國的事比香港忙幾倍」。他在講座結尾說,在黑暗中總會看見光,因為他信人心良善,「香港現在是很沮喪,但看看在中國的人,處境更壞也沒放棄,對我有很大激勵」。

戴耀廷的角色 難以取代

提早從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之位退休,未登上學者渴求的正教授之位,為了耕耘內地工作,他錯過了一次時機,「我當時真的頗掙扎」。朱耀明牧師在講座慨嘆當年拉他籌劃佔中,犧牲了他的前途,他笑是「交友不慎,投入社運」,再被問是否覺得如牧師所說是犧牲?說話爽快的他放緩了語氣,「全靠佢call我,人生更有意義啦。我不緊張所謂事業發展,我要知道為何開始做學者,很清楚我的原因,我做到了」。

那又是否如另一戰友戴耀廷所說,當時非他們二人加入不可?「事實上當時泛民內部分裂,公民社會與泛民之間缺乏信任,沒多少人可將他們拉在一起,但那一定不是我,真的只有戴耀廷,如由我主要提出佔中,是做不到的,因為我入過中聯辦,激進派不信任我,人民力量、學民思潮都睇我唔順眼,覺得我會隨時妥協。戴是處子之身,沒落過水的人,才做到這個角色。從組織等很多事,我可以坦白承認比他成熟,想得更周密,但他的角色不是我可以取代的。」

不怕入獄 只擔心朱耀明

「當時我們三個人自視為《魔戒》中要將戒指帶入魔域的角色,要擁有最單純的心方可以做到。其實我們是哈比人,周身沒武功,不是政黨的人,沒很多資源,也沒太多政治經驗。運動後也不會成為什麼英雄,去選舉、組新政黨,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只想將戒指帶過去,就是雙普選。」你認為三人到現在還保有單純的心嗎?「當然。有些事情如雷動計劃,我不贊成,但我知道戴耀廷的動機是純正的。我從來不懷疑他,也不認為他要往上爬。很難得在一場運動幾年以後,我們並沒有說察覺原來對方是怎樣的人,多年來大家仍然互信。」他對入獄不恐懼,笑言亦不必安慰戴耀廷,「其實他打不死」,「反而我很擔心牧師,他為香港已貢獻很多,拯救學生離開北京天安門廣場、為愛滋病人、窮人做社會服務,又佔中,他身體不好,坐監對他是很大考驗,如果可以,我願意代佢坐埋」。

他為雨傘運動寫的書到了第四章,回憶傘運爆發前的「和平佔中」商討日,一度寫不下去,「很難過,想講商討精神,但那個環境鬧到咁,左膠、本土法西斯……我不想寫,挫折可以深到兩年都寫唔起。」現在他已回復心情,「打算把前面內容壓縮一些,留兩個章節寫坐監」。不過回望當初會否想改變哪一刻,「技術當然會去想如何可再做得好些,不過我不覺得當時自己做得好一點點,就會扭轉歷史。就如公投方案,我心中最理想的,是應該有非公民提名的方案容許市民選擇,但現在回想,就算做到,佢(中央)會畀你咩?現在連中國憲法都夠膽改,倒行逆施到這個地步,我不會覺得當時我們修改得稍為溫和些,中央便肯給予」。

課堂完結時,有學生問及未來何去何從,他仍坦言相信「有生之年見不到中國民主化,我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墊個基礎,中國不向前走,香港亦很難民主化」。他深知有年輕人會批評他是「大中華膠」,「有女學生在講座問,為何香港那麼多問題你不去理?我猜她不舒服的地方是為何我始終要返轉頭說中國的問題。我只能答她,每人的經歷、學歷不同,我一生有限,只能集中幾個問題,你問這些問題我很開心,但要我幫你諗埋,我做不到那麼多」。

已走盡可行的路

聽過陳健民的受啟蒙之路,種種「包拗頸」的經歷,觀眾與學生都會發笑。少年上教會見到教友打老鼠,會問如果老鼠人人憎,上帝為何要創造?大學帶團到內地中山大學交流,又想搞個辯論比賽,談談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結果變了划艇比賽。今天講台上這位專研民主化的學者,腦筋依然轉得快,戴耀廷矢言不信他真的會退休,他卻說「我希望後面的人生退後一些」,可以多讀書、陪伴家人,「我覺得我的想像力已不似年輕人,有些更有想像力的人可帶出一條新的路。你現在問我民主點搞呀,我不知道。我走盡了對話之路才嘗試公民抗命,其他的我不贊成,不覺得革命有出路,暫時想不到其他的路。過往二三十年換了許多方法,在我贊成的範圍已做到盡」。

傘運的打擊 力量的來源

雨傘之後,陳健民曾撰文,認為不能對「雨傘運動製造失落的一代」妄下定論,傘後一些專業人士組織如杏林覺醒亦發揮了公民力量。但又過兩三年,他面對的學生仍對社會茫然,跟他說眼前困局是「貧賤不能移」,移民的移。他說:「現在是一個很低落的時候,但爭取民主不是一次過。」他總說任何事情有它的時候,「我覺得年輕人有這麼深的挫折,有兩個可能性,一是真的放棄,離開香港。另一個是他們帶着深刻烙印,將來有機會十倍奉還。這個運動如果是三子帶動萬人佔中,坐在地上,很有秩序被拉,可能傳達到和平的精神更強烈、爭取到很多中產、中年人同情,但年輕人只是跟從。變成雨傘運動,他們覺得這是屬於他們一代人的運動。而未來是他們的,我情願年輕人經過這麼深的打擊,然後好好思考,一部分人一定會在沉澱後變成更加有力量。你看周永康,在傘運後變成更有力量、更好的人,總會有很多個周永康,不只是他。所以我情願運動最後以它的方式出現,雖然不是我心目中所想像的公民抗命。」

離開課室前,他寄語學生要順性做事,不虛此生。學生問,你認為普通學者與有風骨的知識分子有何分別?他答,只要認真求真,並不一定要走在前線,不必參與政治也可產生影響,但若見社會出現謊言,亦要挺身批判。他說在校園幾十年,「很圓滿了,有個地方讓你看一大堆書,又教到學生可以出去參與社會,這份工是很幸運的一件事。真心覺得好幸福」。

不過他亦不諱言,「現在香港的大學似工廠多過找真理的地方」。談起學校要求他填的一張表,相當動氣:「大學現在要我們填表,每個鐘頭在做什麼,有幾多個鐘頭是做政府資助的計劃,幾多個鐘做自資的計劃。我就把火,我看一本書,怎分這本書的知識會用在A方面還是B方面?參與社會包括雨傘運動的經驗,講書會講,寫文章會寫,如何分割?我寫信給校長沈祖堯及系主任,說我不會填這份表,但他們都不回應我。現在學校常常追我填,我怎也不填。」

入獄後要聽故事

公民社會,亦不過是如此去守:「我們其實有很多戰場要守住,就是公民社會及公共領域。即使在最壞的時候,其實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事不是直接看到對政權的衝擊,但會一直影響人心。每個人要守住自己的底線。」但他笑說,總不能又發起一個運動要所有學者都不要填表,「我做不了那麼多,能不能有其他人來做?就像佔中三子出來,也強調我們只是平凡人,希望鼓勵到其他人走出來」。

下課以後,上庭之前,他忙得連抽出時間準備上庭都難,「我在庭上會以最真誠的做法,說出真實,要點判就點判。官方有它的版本,我們說出我們的版本,那便足夠」。由無知小子到社會學家,他遇問題總在書中尋答案,「我近來改變了一些想法,初初諗住入獄時要寫書讀書,現在轉了念,做學者成世寫書、讀書,沒道理在監倉還這樣做,應該在裏面與人交往,聽聽旁邊囚友的故事,想想有什麼可為他們而做」。有燈就有人,說陳健民,卻是哪裏有他這個人,便有一盞亮着的燈。

文//曾曉玲

圖 // 賴俊傑、鄧宗泓

編輯 // 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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