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時維1984年4月，初春時節的巴黎，空氣格外輕柔清爽，十分舒泰。忽然接到德國波恩友人黃鳳祝來電，問能否接待一位將到訪巴黎的中國學者，馮文光先生。老馮供職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雖是副研究員，但已著作等身。國內當時雖已恢復職稱，但評上高級職稱極難，和今天文憑氾濫、職稱貶值，全然不同。老馮從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精通俄文，後來又學習德法英各種語言。如此尖子，自然得以調入機要部門，他前半生的工作，就是翻譯及研究各大思想導師的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
【明報文章】時維1984年4月，初春時節的巴黎，空氣格外輕柔清爽，十分舒泰。忽然接到德國波恩友人黃鳳祝來電，問能否接待一位將到訪巴黎的中國學者，馮文光先生。老馮供職於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雖是副研究員，但已著作等身。國內當時雖已恢復職稱，但評上高級職稱極難，和今天文憑氾濫、職稱貶值，全然不同。老馮從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精通俄文，後來又學習德法英各種語言。如此尖子，自然得以調入機要部門，他前半生的工作，就是翻譯及研究各大思想導師的著作，其中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