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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學者張耀傑:五四包含普世價值

【明報專訊】五四運動百年來一直有不同解讀和詮釋,中共黨史將其定義為一場愛國運動,但無論當年的參與者,還是日後的研究者,對此都有異議。北京歷史學者張耀傑對本報表示,官方論述有意「染紅」五四,但實際上這場運動超越了抵制世界文化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現今更應紀念的是胡適所提倡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即包含普世價值和尊重人權思想的自由主義。

明報記者 陳奕勤

周二(4月30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用「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為五四寫下註釋。這也是內地當局長久以來的標準說辭,見諸各類領導人發言、官方文件、教科書。

參與者談五四:喚起公眾責任心

不過,五四遊行總指揮、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傅斯年,1919年11月在《新青年》撰文稱:「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讚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五四時「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者羅家倫,在運動一周年時曾寫道,五四運動出現了「愛國、「賣國」聲浪,「我就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重提運動期間發表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首次使用「五四運動」一詞),論及「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民族自決的精神」(舊文說法,新文改為「民眾自決的精神」)3種「真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2009年在《學術月刊》發表的文章指出,五四後湧現的高潮,並非愛國救亡,而是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社會改造,知識分子希望在國家之外建立一個自發自主、有組織的社會,以社會培養獨立的個人及制裁不可靠的政府,「五四的社會運動所體現出來的公民精神和社會責任心,其背後所憑藉的不是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而是更寬廣的人類意識和世界主義胸懷」。

張:中共自居繼承者 圖鞏固政權

長期研究民國歷史、出版《北大教授與〈新青年〉》和《胡適評議》等多部專著的張耀傑,3月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官方常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捆綁」,又將五四「染紅」,強調愛國性質,因為當局出於執政合法性需要,藉《新青年》最早宣傳馬列主義將五四當成自己起點,以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繼承者形象示人,顯示其代表先進文化。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黨史百科」,五四為中共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張耀傑指出,應區分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前者是一個雖扭轉歷史軌道卻不可持續的突發政治事件,後者是由《新青年》直接啟動並持續至今仍未終結的現代化文化建設運動,目的是啟蒙思想、傳播新知,最大成就是白話文,這為前者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話語工具,以及「民主」和「科學」等名詞及思想資源。

「高舉愛國 實為抵制西方文化」

張耀傑認為,五四確具愛國主義性質,但運動主將之一、後來創立中共的陳獨秀也曾言「惡國家甚於無國家」,所謂愛國是「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而新文化運動正是超越愛國的革命,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張表示,在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真正的靈魂人物胡適心目中,中國的「文藝復興」亦要復興普世性的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真正貫穿胡適思想的是「『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充分世界化」即普世價值,「健全的個人主義」指以人為本、尊重人權。張耀傑說,現在提倡的愛國實際上就是為抵制西方文化,就是不讓「充分世界化」和以人為本,這是狹隘的。

張耀傑表示,中國需要再一次「文藝復興」,因為「這麼大體量的國家、民族、市場,肯定要和世界接軌」,但現時沒有可能進行,「(官方)不給你空間」。

(五四與政治)

相關字詞﹕文藝復興 《新青年》 馬列主義 胡適 傅斯年 習近平 人權 個人主義 五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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