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民眾接種新冠疫苗比例增加，英國、新加坡等國家逐漸將抗疫策略由「個案清零」轉向「與毒共存」。在中國內地，隨着廣州、深圳、南京等城市接連出現疫情再起的情况，社會輿論也有清零難度大、與病毒共存的聲音；但也即時惹來「鼓吹群體免疫，是躺平、是投降主義」的抨擊。社會主義「人定勝天」、「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雄心壯志，又一次在中國疫情防控中發揮精神感召力。
中國內地以「清零」為目標，有公共衛生風險防控的合理性。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地域發展不平衡，人口流動性大。一旦發生疫情，稍有不慎，就可能波及全國。而且部分地方醫療條件落後，面對突如其來的爆發，可能導致醫療系統崩潰。同樣地，即使「如非必要、非緊急，暫停簽發出入境證件」，中國內地也能憑藉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內循環」方式維持民眾生計。
「中央高標準、地方低執行」之用意
在此之外，鮮有人提及的，是設定「個案清零」這個終極目標背後的政策體制與管治邏輯。坐鎮京師的帝王如何有效管治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難題。當決策權力集中於廟堂之上，中央與地方資訊不對稱、政情政令上傳下達費時失事，將無可避免。研究中國威權韌性的學者總結了解決這個難題的管治邏輯：（中央）高標準、（地方）低執行。具體來說，中央政府設定一個高標準的政策目標（例如消除絕對貧困、社保全民覆蓋等），實際執行就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負責。如果地方政府執行不力，引發公眾不滿乃至群體事件，中央政府就收到明確的資訊，繼而出手懲治地方官員。這套做法有效解決層級之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和認受性。所以，民眾呈現信任中央政府多於信任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也會經常表達「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地方執行出了差錯」的說法。
具體到疫情防控上，中央政府制定了「個案清零」政策目標，要求地方嚴格「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嚴防死守達至「清零」，就變成地方官員不容有失的「政治任務」，稍有不慎就會烏紗不保。廣州5月爆發疫情時，省市紀檢監察部門即時部署疫情防控監督工作。南京祿口機場將國際航班與國內航班混合運營帶來防控漏洞、揚州核酸檢測點設置不規範導致疫情擴散，都有公職人員被問責追究，受到警告、記過、免職等處分。
香港不妨考慮調整防疫政策目標
當明白中國內地「清零」目標背後的政策體制與管治邏輯後，「清零」對香港而言是否仍然是一個恰當的選項？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管治架構簡單、扁平，政府部門間資訊溝通迅速；公共醫療系統具備韌性；市民衛生習慣好、防護意識高；公務員專業負責。香港種種情况都有異於中國內地多數省市，香港的「封區強檢」則與廣州、上海面對疫情反彈時的精準防控措施有異曲同工之處。
人類終需與病毒共存。接種疫苗也是為了與病毒共存，令病毒寄生在人體之內，但不產生致命的危害。因此，香港不妨考慮調整防疫政策目標，讓市民看到恢復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希望，並由此鼓勵市民接種疫苗。如果只是一味調高政策目標，例如「因為Delta變種傳染性更大，所以疫苗接種率目標要由七成提升至八九成」，即使有科學證據，恐怕也只會給市民留下決策「離地」的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