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不要誤會，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民主運動國際線，而是評估政權在國際間爭取發言時為什麼總是搞不好，甚至不時吃力不討好，不民主政權向國際社會解說失敗，跟官方期望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為的目標相反，贏不到同情、理解、接受、合作，往往會自暴其短，愈是希望澄清，愈是不受歡迎。
且看政務司長張建宗日前向美國《華盛頓郵報》投稿，反駁該報於1月7日社論指「中國在香港大舉掃蕩」的說法，解釋日前55名組織及參與初選的民主派人士被捕，是因為有關人士涉嫌違反顛覆政權罪。張建宗甚至揚言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法治，堅稱香港完全享有法治和司法獨立，這些核心價值一直及將會繼續受保護，惟他反對「讓某些政治背景的人，可以在作出違法的事後不用面對法律行動」的說法。
再讓我們看看同一個政府在回應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警務處國安處長蔡展鵬等6人時，「嚴厲指摘」美國國務院，聲稱是美國政府干預中國內部事務最新例證，「行徑荒唐和卑劣無恥」，又指特區政府「會全面支持中央政府採取任何合適的反制措施」。
道德倫理破產的特權階級
這類聲明和回應是官式的既定動作，旨在表述立場，不甘示弱，在國際間見慣不怪，可是一紙聲明只是一層薄薄的包裝，意義不大。今次張建宗投稿《華盛頓郵報》，聲稱根據《國安法》規定，港人按《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仍受保障，真是這樣嗎？自言自語的官員要為政權賣力，是常識吧！所以他同時說明，被捕的人士被指以「35+」初選和「攬炒十步」，藉立法會選舉取得逾35席，行使否決政府預算和撥款申請的權力，迫使特首下台，旨在癱瘓政府。
張建宗沒有提到「五大訴求」，沒有承認管治危機的責任，諉過於人就是。一個認受性低和不受市民信任的政府要做的，本應是面對自己的缺失，向人民負責，承認官逼民反的事實，着手推動改革。如今香港見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拘捕，有常識的人見到的，不是開車打劫銀行的疑犯，而是政權以國家安全名義清算民主運動和相關的組織。總之，敵人永遠是無處不在、十面埋伏，中共的政治就是沒完沒了的鬥爭。當香港和大陸的執法模式趨同，自行矮化、失去自主的官員講什麼捍衛「核心價值」，不是掩耳盜鈴是什麼？
國際因素一直存在關乎香港的討論中，香港「高度自治」的情况及表現，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區別，一向是「一國兩制」認受性的指標。不過時至今日，官方論述冰冷生硬的談法論治，但國際社會關注的是香港人的感受，而不是政府的立場。在冷戰時代，蘇聯及東歐的獨裁政權受制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八股，自以為是的政權寄生蟲說話每每成為笑柄。例如有反駁別人「說三道四」，就會話「只有我們的人民才有發言權」，但到人民真的要發言了，就會以顛覆政權之名入罪。當黨的喉舌要抵制外國敵對勢力，在國內進行清算獵巫時，大家自然就想到獨裁政權下的權貴們一早為自己和家人着想「買了保險」，在那些敵對國家生活，享受別人的民主自由法治，在離岸避稅天堂累積資產了。
這些特權階級，老是怒斥別人的雙重標準，但自己「行徑荒唐和卑劣無恥」又如何？他們「贖罪」的方式，原來就是表忠，進而對無權的人民加強愛國愛黨的教育和禮儀，搞思想言論審查。己所不欲、卻施於人的官員和為獨裁政權辯解的意見領袖被鄙視唾罵，與人無尤。發財不一定立品這個有趣的現象，不會停留在特權階級的圈子。在政治和管治層面，科技與經濟發展不一定致使管治倫理進一步約束政權、保障人權的，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情况正正讓我們有切身體會。
真香港是被鎭壓的命運共同體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相比香港官員，人民的經歷和情緒比「國家安全」、「愛國主義」這樣官式論述和意識形態更真實、更有條件取信於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朋友。政權出手管控，說惡法只會針對一小撮人，只要聽話就無事，往往適得其反，威嚇所有人。香港瀰漫不安緊張氣氛，我們其實更有資格在人心惶惶的社會表達出我們的擔憂、疲累、恐懼和絕望這些情緒，即使是表達一些消極的言行，即使是承認自己的軟弱，其實等同讓大家依然接觸到不同意當權者的聲音，變相投下不信任票。
我們也明白有人認為沉默是金，怕槍打出頭鳥，於是和公共事務自我隔離來換取一點個人的空間，去公共和去社會的生活有如地下私人活動，維護一個又一個自由的氣泡。高壓政權下，我們特別需要各式各樣的保護傘和可以信靠的連結，普普通通的見面飯敘、行山遠足，隨時隨地都可以換成一個又一個沒有特別形態和組織的「政治生活聯交所」。那些年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異見人士也曾相約在夏季登山，在兩國邊界吃喝玩樂，舉行高峰會！
不過，只是把香港人壓下來，肯定不是一個有先天認受性缺陷的政權最期待、想全世界見到的人民「三呼萬歲」場面，因而針對個人、家庭、學校、教會、傳媒、公務員及民間社會層面的獨立空間作出攻擊打壓必然持續，不停出招。獨裁政治的威迫利誘之外，謊言治港已經到臨，在它的硬任務面前，公務員不相信仍是要服從執行，每個人都要面對抉擇並承擔後果。政權不容許實踐我們相信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一個「被鎮壓的命運共同體」不是敵對外部力量和資金製造出來，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製造，不容抵賴。
延伸閱讀：
．Simon Tormey, Making Sense of Tyranny, 1995.
．Aviezer Tucker,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Czech Dissidence from Patočka to Havel, 2000.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比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