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0日結束的新加坡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贏得93個議席中的83席，成為議會的多數黨。表面上看來，人民行動黨仍然取得大勝，延續自1965年新加坡獨立以來不敗的戰績。但事實上選舉結果顯示，新加坡社會未來會否一如既往繼續支持人民行動黨執政，恐怕是存有疑問的。
這裏需要簡單概括一下這次選舉的背景和新加坡的選舉制度。由於自2004年執政的李顯龍，已經表明將不會繼續擔任總理一職，料將由副總理和財政部長王瑞杰接棒，因此2020年選舉的大背景是人民行動黨的一次領導班子的交接。人民行動黨對於這次選舉特別謹慎，並且因為掌握隨時解散國會的權力，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有利自己形勢的時間才舉行選舉。所以即使從去年開始就傳言會舉行大選，最終直至今年6月23日才宣布解散國會。
「新加坡故事」的合法性論述
但新加坡是一個威權政體，為何會這樣看重選舉結果？這就涉及到人民行動黨如何構建自己的合法性。這套合法性的論述被稱為「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新加坡故事」的其中兩個核心是「績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和「賢能制」（meritocracy）。前者指代的是一種威權政體在缺乏「真普選」的情况下，政府通過提供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必需的公共物品，通過這些「看得見的好處」（比如著名「組屋」政策），來換取社會對於執政黨的服從。後者則指代政府官員的任用和選拔標準，是基於能力而非其他因素（例如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李顯龍是全球年薪最高的國家領導人的原因。顯而易見，「績效合法性」和「賢能制」需要搭配使用，唯有這樣人民行動黨才能不斷重複講述是他們把新加坡一手變成發達國家的「新加坡故事」，歷史已經證明了人民行動黨是新加坡最合適最有能力的領導者（即使從未有別的政黨執政過）。在新加坡的建國之父李光耀看來，舉行選舉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實現政黨更替或權力制衡。相反，選舉的目的是為了周期性的讓新加坡社會通過投票的方式不斷賦權委託給人民行動黨執政。
而為了實現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的目的，新加坡的選舉制度被設計成公開、競爭但亦不公平。極具新加坡特色的「集選區」（group constituency）制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謂的「集選區」是一張多於一人的選舉名單，而名單中必須擁有至少一名來自華族以外的新加坡少數族裔（例如馬來族或印度族）。選民一旦選擇了一個政黨推出的候選名單，就要接受這份名單上的所有候選人。通過這樣的設計，人民行動黨可以把資深的國會議員甚至是現任的政府官員和年輕資歷淺的新人安排在同一張候選名單中，達到「以老帶新」的目的。「集選區」是1988年才出現的制度設計，背景是因為在1981年的補選中，來自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的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史無前例地贏得了一個議席，在隨後的1984年選舉中，惹耶勒南和新加坡民主黨的詹時中又分別再贏取議席。這讓人民行動黨感受到了挑戰，於是推出「集選區」，並在多數選區中採用這樣的投票方式。由於當時的反對黨幾乎沒有能力吸納具有競爭力的少數族裔候選人，光是滿足「集選區」的參選條件，就已經足夠把多數反對黨排除在競爭之外。
現在運用上述的合法性論述和選舉制度設計，來看看2020年的選舉結果傳達了怎樣的信息。
偏低得票率 或使人民行動黨更易受挑戰
首先，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只有61.2%。雖然略高於2011年的歷史最低值（60.1%），但比起2015年將近70%的得票率，低了超過8個百分點，反映出上一次選舉的得票「回勇」確實相當程度是得益於李光耀逝世的光環效應。考慮到新加坡對於投票行為是強制的，這樣的結果對於人民行動黨而言並不是一個好現象，一方面這說明過去5年的執政表現，並未讓選民感到足夠滿意；另一方面，偏低的得票率雖然能使人民行動黨贏出選舉，但亦無法贏得漂亮，這樣的「委託」不足夠顯示出執政黨的強大，可能使其在未來更容易受到挑戰。正是在「績效合法性」的考量下，王瑞杰和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Pritam Khaira Singh）才會在6月28日發生「贏多少才算得到人民明確委託」的隔空辯論，以及李顯龍在選舉結果發布後會表示「我們感謝選民給予我們明確的委託，不過這個成績沒有我們預期中的理想」，「這個成績還是表示，人民行動黨獲得廣泛的支持」。
選民對「未來總理」的信心似不足夠
其次，工人黨在這次選舉中贏取了10個議席，是歷史最佳成績。而且勝利還有兩個來自「集選區」。如果說2011年工人黨贏取了「阿裕尼集選區」讓人出乎意料的話，2020年選舉則再下一城，除了保住阿裕尼的地盤外，還贏得了「盛港集選區」則是再次「爆冷」。或許更重要的是，「盛港集選區」的候選名單中的何廷儒和林志蔚都是工人黨中的年輕一代。這一方面意味着人民行動黨在吸納年輕具競爭力的候選人上已經不再具有絕對的優勢，另一方面，何廷儒和林志蔚這次得到選民的支持而進入國會，如果表現良好的話，他們或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人民行動黨的對手。
最後，或許對人民行動黨最有警示意味的是王瑞杰所在的「東海岸集選區」的結果，面對工人黨的挑戰，僅以約6個百分點的得票率差距險勝，對比起李顯龍所在的「宏茂橋集選區」超過七成得票率的壓倒性勝利，選民對這位未來總理的信心，似乎並不足夠。王瑞杰未來的執政表現，對於挽回選民的信任，因而顯得尤其重要。
縱未想政黨更替 也不希望一黨獨大
今年退下火線、沒有參選的工人黨前秘書長劉程強，曾經對工人黨的狀况作過一個經典比喻，即工人黨是「副駕駛」，只負責監督人民行動黨執政，自己不掌控方向。2020年的選舉結果至少說明，新加坡社會即使未想發生政黨更替，也不希望一黨獨大，國會裏需要更多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