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SARS疫症進入尾聲時，我正在台北的某綜合醫院實習。趁着開刀房休息的空檔，我參加了已故精神醫學翹楚葉英堃教授帶領的醫護人員壓力團體。直到今天，我才體驗到這大概是香港經歷過去半年風暴，所有人最需要的介入：這並非治療，而是讓團隊的每一個人傾訴自己的故事。在眾人平起平坐、毫無階序的狀態下，人們能夠暢所欲言，彼此理解和支持。
從被批評為官僚殺人，到如今防疫資訊極度透明化，這大概是台灣將近20年來面對疫症的最大轉變。事實上除了醫療政策的基礎建設，經過三次政黨輪替，使台灣和亞洲其他地區分道揚鑣的最大分別，應該是全民政治所培養出的公民性。雖然仍然進不了世界衛生組織，這個資產卻能讓小島在不同疫症的侵害之中，依然能夠挺直腰桿。
而當新冠狀病毒來勢洶洶，台灣所面對的除了病毒之外，還有經濟快速發展，民主卻急速倒退的鄰國。70年來除了一黨專政變本加厲，官民立場更為矛盾；加上決策不透明，技術人員和政府官僚各行其是，面對突如其來的疫症威脅，政府再如何祭出鐵腕也只是心餘力絀。2018年肆虐全中國的非洲豬瘟尤其經典，中國境內的豬隻產量減半，全球則減少四分之一，而台灣的海巡隊不時得在沿岸處理飄洋過海的病死豬。
科研無法解決的問題
面對新疫症，「總體可防可控」的誇誇之言顯然已不攻自破，湖北13城都封了。各路專家對於封城態度不一，唯一的共識是為時已晚。約莫5年前，甘肅玉門出現了古老的鼠疫，用同樣古老的方式處置發生群聚感染的社區，還算有些效果。只不過中國社會的變化劇烈，都市規模不斷擴大，基礎建設以驚人速度起飛，人口也不斷往超級大都市劇集。10年前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的武漢，在10年之間還能多出數百萬人。這些「進步」為不可收拾的災難埋下了遠因。
不消說是否有隱匿事情、延遲通報，或醫療資源到底足不足夠。武漢市擁有的生物安全4級實驗室，已經是許多東亞國家望塵莫及。只是緊急事件頃刻暴露了大國的脆弱。雖然科研進步了，實驗室資訊分享也幾乎全球同步，臨時醫院將在一周內落成，這些做法都在向世界宣示：中國做得到。但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的，卻是科學無法掌握的因素：人民與政府、中央與地方、專業與官僚之間的認知落差與信任危機，甚至階級之間的彼此仇視。於是鐵腕封城的死線一到，引發的不是公民自覺與上行下效，而是如脫韁野馬般的巨大逃難潮。
民主與獨裁政體的差別
而香港更是個奇特的地方。一個世紀前，曾經幾度讓英國人想要放棄殖民的瘴癘之地，在短時間內成為多個帝國想要從中瓜分利益的東方之珠。對這個講求效率和實際的港灣，鐵腕政策有沒有效？1894年造成第三次全球大規模感染的鼠疫初期，港府便下令封港。但視香港島為暫棲地，對殖民者極度反抗的華人依然尋各種水路撤離，短短半年內人數驟減三分之二。在鼠疫逐漸消退之後，蹂躪香港的其實是幾個世紀以來都無法解決的天花。英國細菌學家William Hunter認為，在中國人還沒學會打疫苗之前，天花是遏止不住的。在20世紀上半葉，透過東華醫院幫忙倡議、街坊配合、疫苗條例頒布，香港人才逐漸熟悉公共衛生的運作。
如今SARS戲碼重演，泛民議員要求政府封關，暫時阻絕來往內地和香港的聯通道路；醫護工會甚至設下死線，以罷工作為對政府施壓的手段。從殖民時期以來，此地政府一味以父母官心態自居，政策諮詢往往只是花瓶，人民團體幾乎無法進到決策圈。雖然此時此刻，科學的擁有者早已不是位高權重者的私房實驗室，政府卻維持百多年來的剛愎自用，當決策者終於肯有限度地阻絕與湖北的交通往來，反應時間竟比北方遲鈍的巨獸還晚。
面對疫症，差別不僅顯示突顯於民主與獨裁政體的差別，許多人如今希冀國際組織能夠「主持公道」，一時間巴望世界衛生組織能夠做些什麼，好比宣布此次疫症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只是從歷史觀點來看，這種作法效果可能也不彰。體制而言，緊急公衛事件的宣告充其量只是把新疫症進行一次分類，併入一個能夠啟動尋常回應機制的疫症類別。
然而從十多年前的禽流感、寨卡病毒到最近的伊波拉危機，眾多前例已經告訴我們，這個龐大官僚機構每次的應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拉長時間軸來看，這個組織早已不若1948年的信誓旦旦。在上個世紀之末，愛滋病、結核症和小兒麻痺的難治狀態，已讓世界衛生組織承認了自己無法單打獨鬥，轉而與其他國際組織或跨國慈善機構形成伙伴關係。
全球公共衛生的兩大政體
醫療社會學者Andrew Lakoff更說明白了：全球公共衛生存在着兩個政體，一個是全球健康安全體系（global health security），另一個是人道生物醫學體系（humanitarian biomedicine）；前者着重是國家合作，後者強調國界的彈性。面對新疫症，世界衛生組織之所以不做緊急宣告，理由之一是波及中國之外的程度仍小，二是相信中國的防疫能力。
然而，光這兩點能說明，全球衛生這門學問本來就不是單純的科學。尤其在國家威權主義如吸血鬼般復活，任何形式的仲裁皆失效，基本人權屢遭侵害的此時此刻，國際組織更形同無用。
在醫學院教授醫學人文，礙於有限的教學時數，所有的醫學生只能透過三小時的工作坊學習醫學史。對他們而言，香港的醫學史只有瘟疫和SARS。課後，我讓他們回答，為何現代醫藥如此進步，我們仍然無法阻止大規模的疫症捲土重來？
政治才是大規模醫學
「病毒突變」、「人口結構的改變」、「人移動能力高，方式逐漸多元」等等，才一年級的學生們的分析都已充滿見地。而我的私房答案是，科技發展雖然日新月異，卻永遠不會按照人的一廂情願進步；醫學本來就不是純粹的科學，發展也同樣不會按圖索驥。
19世紀德國病理學家Richard Virchow的金句其實再老套不過：「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充其量是大規模的醫學。」恃其國家之大，矜其武器之堅的我們無視自己為何種政體服務，自取其禍時仍後知後覺、夜郎自大。
作者簡介：台灣中山醫學院畢業，英國牛津大學醫學史博士，現為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業餘創作者。
（原文刊登於2020年1月31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