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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與《明報》 第一個15年(1959-1973)(文:張圭陽) (16:45)

35歲國字口臉的窮小子金庸在1959年5月20日出版第一號《明報》的時候,他怎樣也無法想像,他與同鄉兼中學同學沈寶生合資10萬元創辦這份武俠小說報,經過32年的經營,會變成了有6億資產的上市公司;他更不會預見,一位窮編劇、窮編輯,在風雲際會的八九十年代,會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人、香港未來政制的設計者……金庸和明報在現實世界上的種種際遇,比起武俠小說江湖上的主角,更見傳奇。篇幅有限,我們先看金庸與明報第一個15年(1959-1973年)的傳奇。

明報的第一個15年,國內國際環境動盪不安:西藏有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外逃(1959年);內地3年大躍進後又有旱災饑荒(1958-1962年);地區熱戰不斷,古巴有導彈危機(1962年);中、印、巴軍事衝突;美國在中南半島軍事行動擴大;毛澤東發出「五一六通知」,開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蘇關係惡化,邊境發生多次武裝流血衝突(1964-69年);60年代亞、非、拉丁美洲脫離殖民地管治獨立的國家多達50個。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大致安穩,經濟全面轉型,成為工業製造城市,只是受文革波及,發生了1966、67年的短暫暴動。1962年中國大陸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至於50年代打算暫居香港的大陸難民,到了60年代已打消返回家鄉的念頭。新增加的人口,為報刊提供了讀者來源。

明報第一號是一張四開一張紙共4個版的小型報,全份是副刊文字,沒有新聞,印了8000份,沒有賣個滿堂紅,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報社在尖沙嘴彌敦道文遜大廈408室,面積200多平方呎,職工數目:4人。創刊號頭版頭條轉譯自美國《展望》雜誌一篇介紹紅色中國的文章,主題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內文對共產主義抱持着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篇文章是《大公報》名記者潘思勉提供。

潘思勉憶記草創時期

2015年底,92歲的潘思勉(今年仙歸,1923-2018)在西灣河住所對筆者說,金庸籌辦明報的時候,就想力邀他離開大公報為明報工作。潘思勉與金庸在大公報做了10年同事,大家坐在一起,公餘經常去做運動。潘思勉說,當年明報是小報,只有三四人,「隨時執笠」,不敢棄大報去做小報。潘思勉於是介紹了自己的弟弟潘粵生去明報做編輯。「潘粵生培正中學剛畢業不久,去明報做沒有損失。」

潘思勉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新報紙不斷湧現,在整個60年代中,香港共有108份報紙創刊,這當中極大部分屬於「同仁報」。「同仁報」就是三數報社同仁集資自行辦報,以每份售價1角的報紙計算,出版1萬份一張紙共4頁的報紙每天成本800多元,每天可賺近200元,一個月賺五六千元,三四名合伙人分帳,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數月後仍不賺錢就馬上關閉報社,所以小型報時開時關,明報草創初期也是其中趕潮流的一份「同仁」小報。

明報出版後銷路不理想,報販也認為,一份報紙沒有新聞很難推銷,在出版的第十八天,明報由「小變大」,成了一張對開的報紙,報社又決定搬家,從九龍搬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租用一商人寫字樓的晚間時段編輯明報,靠近有香港艦隊街之稱的利源東、西街,那裏是字房與機房集中地,方便報紙生產流程及分發。由於娛樂行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兩個月後,明報又再搬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大中華餐廳樓上,面積有800平方呎,用作編輯部、寫字樓。

明報出紙大小既與其他報章無異,自然也要有香港新聞,要組建港聞採訪組,需要一名港聞採訪主任,金庸就上演了一幕「劉備借荊州」。

金庸屬意請《晶報》的名記者雷煒坡(今年仙歸,1935-2018)過檔明報,晶報當時屬於左派外圍陣營報紙,銷量上數萬份。雷煒坡為晶報才子陳霞子一手提攜出身,不敢貿然過檔明報。金庸向晶報社長王以達修書,要求暫時借雷煒坡一用,待明報基業稍為穩固後,再行把雷煒坡歸還。金庸書函中還說:「貴報人才濟濟,少一個不為少……」當時晶報總編輯陳霞子與社長不和,故此同意雷煒坡暫去明報工作。雷煒坡在晶報月賺300元,明報以月薪400元聘請,引起哄動,金庸身為老闆也只是月支400元。當時明報資本有限,雖然能夠出高薪請來雷煒坡,卻沒有太多經費繼續去挖角,只好全部請新人。當時的文藝青年記者有:韓中旋、張君默、王若谷、龍國雲等人。一幕港式「劉備借荊州」,為明報引入了不可缺乏的人才,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港聞採訪組在雷煒坡率領下,以發掘社會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注重特寫,雷煒坡也從此沒有再返回晶報。

文革時期的明報

金庸曾把明報的早期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1962年難民潮,一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兩個關鍵階段,明報銷量有飛躍式的增長,明報也逐漸由一份以市井市民為讀者對象的小型報,發展成為知識分子擁戴的大報,這與金庸的膽識和學養分不開。

1962年4月,由於內地邊防警戒鬆弛,由內地湧入香港的難民不斷增加,香港報章以極大篇幅報道難民潮,左派報章對此隻字不提。5月8日明報開始大規模跟進報道,頭版頭條標題:「爺孃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5月15日,明報社評首次就難民問題發表立場,社評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社評以人道立場,向大陸政府及港英政府發出呼籲,社評說:「……一個偷渡的中年婦女因體力不濟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攜帶的孩子坐在母親身旁啼哭,每個人經過孩子身旁,沒有一個人敢抱了他走,因為誰都感到自身難保。我們熱切希望,這個孩子現在還沒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香港其他非左派中文報紙雖然也有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但是沒有一份報紙像金庸那樣,向讀者明確發出呼籲,要求讀者採取相應行動,救援難民。金庸的呼籲,在眾多中文報紙中,突顯了人道主義和個性,也從而與讀者建立了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政治漩渦

明報遲遲不報道難民消息,主要是金庸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金庸創辦明報,走的是「非政治」的路線,金庸知道要是報道難民消息就會開罪中共,日後也會遭左派朋友算舊帳。事實上,金庸最終同意並大事報道5月難民潮,既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報人應有的決定,也是與前線記者角力後達成的一種妥協(說也奇怪,明報經常發生新聞人員與老闆及管理層對立的事件,1962年5月是第一回,往後的每一個10年,都有發生類似事件,由於不在本文範疇,略而不論)。

自此之後,歷史的發展,一步一步的把明報推到了最激烈的政治漩渦之中,明報也最終走上了「政治報章」的不歸路。

明報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銷量有了突破發展,打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局面。明報5月份銷量,平均達到3萬多份。報社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800平方呎的辦公地方實在不敷應用,1963年明報搬到灣仔謝斐道339號,租用了地下、閣樓、二樓、三樓及四樓,每層樓面積約有1000平方呎。地下是機房,閣樓是資料室,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供員工吃飯的廚房。金庸滿足地說,明報已經是一份中型報紙。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亂。1971年9月13日被欽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由於政變陰謀敗露,匆匆乘飛機出走摔死蒙古。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政務,撥亂反正,但是江青與「四人幫」集團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向周恩來奪權。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大陸向外封鎖消息,外界渴求知道真相,香港的新聞媒體就扮演了提供最新局勢發展、分析時局、預測政局及人事迭換的角色。明報能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是依賴對「文革」的獨家新聞、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加上新聞版位靈活調度、布置得宜,因此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明報銷量也從1963年的5萬份,躍升至1973年接近10萬份。

金庸筆下的社評文字

明報在文革期間進一步引起知識分子關注和興趣的,倒不是明報如何報道、分析文革局勢,而是香港激進左派人士對明報展開了攻擊,包括向金庸寄炸彈郵包、偷換明報出版內容等。金庸也在香港1966年、67年騷亂期間,在社評上向香港居民發出感性呼籲,充分展現金庸這支筆的魅力:「……5月22日下午,當局宣布港島方面自六時半起宵禁,人們紛紛趕着回家,這時巴士卻也停駛了。自中環至北角的路上,只見人湧如潮,個個急步向東,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十分鄭重,千千萬萬人的臉上,看不到半點笑容,當真是一副大難將臨的光景。到得晚間,從高樓的窗中望出去,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使人不禁想起:似乎香港剛經過原子彈的轟炸,整個城市都毁滅了……」(1967年5月25日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隨着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1970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左派及右派卻因此攻擊金庸,說他是風派、牆頭草。

金庸在六七十年代的國事取態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接納,加上明報擁有大量華人知識分子讀者,金庸成了領導人與民眾對話的橋樑。1973年4月,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見面。1998年金庸憶述當時的情景,蔣經國見面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金庸返港後於6月7日起一連18天在明報刊登「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這系列文章中,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持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多了點溫情,多了點中國文化。

1966年至1992年明報安身在北角英皇道651號南康大廈四層單位,1967年暴動後,以640萬元買下整幢大廈,改名為「明報大廈」。

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十五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後宣布封筆,準備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分,活躍在海峽兩岸的政壇上,充分享用過去15年在明報辛勤耕耘的成果。

作者簡介:1981年加入《明報》,曾任金庸私人助理,其後轉任明報高級記者兼靜態組組長、《明報晚報》採訪主任等,1989年六四事件後再度加盟明報出任副總編輯兼社評主筆,1991年離職。1995年在金庸支持下寫成《金庸與報業》。

(原文刊登於2018年11月1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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