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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一國兩制」的對美關係 重塑香港的中國人身分(文:馮智政) (09:00)

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兼新聞編輯馬凱不獲續發工作簽證的事件,引起英國、美國、歐盟、加拿大政府就事件發聲明,國際媒體包括《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質疑香港自治地位。加上,上月有報道指歐美對華禁運措施,首次包括香港港口(註1)。香港「一國兩制」的國際認受性已亮起警號。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又是外向型的經濟社會。特區政府稍一不慎,京華雙方可能有意無意地將香港特區推向「實然的普通中國城市」。

親中派不明言的分歧

自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親中派的對美立場都朝左右方向分散。一個極端是天真的寧左勿右,高舉「美帝忘我之心不死」的「反殖民族主義」,如親中facebook專頁的論述。往右一點的,是強調報效國家、承擔國民責任,將香港作為自由市場橋頭堡的「港口城市模式」,其代表的就有前特首梁振英在10月8日的講話(註2)。再往右方遠走,就有仿效晚清「東南互保」,在慈禧暗中授意之下,不挺義和團匪,不戰列強勢力,以為保存部分大清經濟實力的自由主義者,最支持這立場的自必然是香港及國內的財金商賈。

特首的《施政報告》在這個關鍵時刻卻沒有提出香港在國際新形勢下的發展方向。香港應如何維持一國原則,為國家服務,同時又說服歐美勢力,政府會防止香港成為對華貿易的「誠信漏洞」?更難的是,特區政府準備以什麼溝通機制,去取信於外國政府時,又不損害中央在國內的威權,被誤作「干擾內地的政治基地」呢?

基本法保留港府「曖昧模糊」對外關係

外交在《基本法》總則「關了一扇門」──訂明中央負責香港的外交,又「打開了窗」,而且窗不止一扇。最明顯的窗,是基本法第7章的對外事務,具體地賦權特區政府可單獨地參與部分國際組織,單獨地與世界簽訂經濟、貿易等協議。另外,最具體例子,就是教育局前局長吳克儉任內曾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西蘭、蘇格蘭等簽署合作安排。吳局長5年任期總外訪60次(註3),可謂是特區「第一位沒有外交官銜的外交家」。

香港特區雖沒有完整的外交權力,但個別具體行為是得到賦權的。加上官方已在全球各地設有12個海外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辦事處資源及編制是可調撥的。憲制及人力資源早已為特區政府作好準備執行這「不是外交」的對外關係。

迫切地重塑香港的中國人身分

多年前王賡武就說明海外華人如香港人會有不同類型的中國身分(Cushman & Wang, 1988;註4)。香港政策研究所的《充實公民教育報告》更認為「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營造了「香港永久居民的中國公民」的身分,這個香港的國民身分,與其他中國城市的國民未必相同(Fung, 2016;註5)。在崛起的年代,兩者的同質性為港人打開了中國市場。面對國內競爭者及中國風險,兩地的異質性就會被關注。

2014年筆者曾在報章預測,反對派在雨傘運動心死會將外部勢力干預合理化(註6)。傘後4年,全球都成為了香港反對派的政治舞台。親身關說的例子有英國保守黨的研究會。用語連結的例子有公民連繫出版的英文報告《中國銳實力在香港》(註7)。理論連結的例子有8月在大學舉辦的「帝國主義的幽靈?」學術論壇請了《無聲入侵:中國在澳洲的影響力》的作者Clive Hamilton。本周更有示威者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遞交「請願信」,要求美國立法改善香港人權。

反對派已把香港的對美關係擱在危險的邊緣,甚至越過了一國的紅線。香港政府如果不參與對美關係的討論,是否眼白白將香港推向「港獨」?同時,當決定參與對美關係的討論時,政府應如何維持該討論是開放而理性,並不會因為「寧左勿右」的陋習,而趨向「一國一制」的自閹呢?

註1:https://bit.ly/2xDlk5V

註2:https://bit.ly/2RUzAQk

註3:https://bit.ly/2pW1UVR

註4:Cushman, J. W. & Wang, G.(1988).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bit.ly/2QVBjDM

註5:Fung, J. C.(2016). Enriching the Civic Education Polic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Retrieved from https://bit.ly/2Eoyutm

註6:〈雨傘心死令外部勢力干預合理化〉,馮智政,《明報》,2014年12月16日;https://bit.ly/2pSF7dA

註7:https://bit.ly/2OwgOAG

作者是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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