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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規劃背後的香港發展問題(文:林朝暉、林子淦) (09:00)

特首施政報告以填海作為解決香港土地問題的選項,著名藝人為政策背書,同時不少親政府智庫也連番表態支持,激起全港廣泛討論。不過,土地規劃背後除了解決市民居住訴求外,更是蘊含環境保育、代際分配、經濟發展方向等問題。住屋問題固然是整個土地規劃中的首要議題,但綜合各持份者的視角來看,一份能讓全港市民滿意的規劃,並不能單純止步於住房需求。

土地規劃背後的代際問題

實際上,當前可以納入特區政府考慮範圍的填海、公私合營、棕地開發、郊野公園邊陲開發、丁屋政策改革等各政策選項中,當考慮到當中涉及的法律爭議和所觸動的利益時,特區政府顯然更傾向以填海作為主要選項。政府刻意將「房屋需求」與「環境保護」兩個政策目標對立起來,強行將反對填海的聲音與大多數市民的住屋訴求置於對立面,這種做法可避免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確保親建制的工商界支持。而建制智庫以科學研究回應,也試圖獲得部分市民認同。

然而在這次關乎全港市民福祉的長遠土地房屋政策討論中,不同世代對土地發展的期望和理解,似乎並沒有被特區政府全部聆聽。現時主要的反對填海者中有不少是年輕一代,甚至為數不少是佔中支持者。他們幾個月來積極以研究報告、公共辯論、媒體發文等方式參與土地大辯論,我們不難預期,填海政策難免被冠上「漠視環保」、「成本高昂」、「利益輸送」的罵名,足以讓本屆政府重中之重的決策蒙上一層「官商勾結」的陰霾。

毋庸置疑,置業問題是目前香港絕大部分年輕人共同面對的。作為佔中後首屆特區政府關乎全民的重大決策,這次政策能否切實解決絕大多數市民的訴求,對於回歸廿年來對香港民主、民生狀况存較大不滿的市民而言,將是本屆政府是否真正與市民同行的重要信號。尤其應撫心自問,是否真正明白年輕一代想要一個怎樣的未來,多為下一代考慮?

土地不僅是居住空間

未來要花幾千億元大興土木,政務司長更公開認為香港若要可持續發展,就需以基礎建設的方式投資未來。不過從回歸後20年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來看,香港缺少的恐怕並非機場跑道、鐵路或公路,而是創新創業機會、向上流動空間、老有所依及讓廣大市民安居樂業的宜居環境。

這場土地大辯論中,政府已幾近不提當年同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與香港處境相似,新加坡也存在土地資源有限的困境。為此,早在1986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已提倡加大海外投資來應付國內土地不足、市場狹窄、資本過剩的問題。其後新加坡政府主動憑藉自身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的優勢,與其他鄰近國家聯手建立各種形式的海外園區,鼓勵新加坡資金對外投資,引導新加坡人才參與境外產業平台,以解決新加坡自身經濟發展瓶頸、人口高度聚集和土地資源有限的矛盾。僅以新加坡在中國的3個合作開發的產業園區為例,園區內新中合資或新加坡外資企業涵蓋教育、科技、金融服務、物料應用、農業等領域,可容納的居住人口達160萬(蘇州工業園區80萬、天津生態城30萬、廣州知識城50萬)。

作為經濟主要要素之一,土地除了提供人口居住所需空間之外,同樣也是產業、企業和資本的載體,是經濟價值的重要源泉。在思考土地問題時,特區政府及本地社會精英是否能擴大想像空間,戰略地思考未來10年以至20年中,可如何從土地規劃入手佈局,為香港本地新世代尋求發展空間?

境外尋找解決方案

本次土地規劃中,如果政府依舊採納最容易取得建制派、工商界支持的方案,用填海造出「第十九區」,開出純粹增加香港土地的傳統藥方,那麼香港未來10年、20年落後於其他鄰近地區的大勢無疑是既成事實。特區政府絕不應「口講一套,做另一套」,既然認為中央政府提出的大灣區規劃、「一帶一路」是未來機遇,就應借助東風借力打力,積極為香港在區域中的戰略定位佈局,以土地規劃為契機,解決香港長遠發展問題。

為此,筆者大膽建議特區政府於鄰近的深圳或港珠澳大橋另一隅珠海租借土地,或仿效新加坡與內地政府共同投資園區,構築香港以外的新發展區,配以價格低廉的居住工作空間、跨境巴士或高鐵往來月票、基礎醫療設施建設等,給年輕一代甚至退休人士一個另類選擇。對於有關建議,特首曾反駁「香港問題應盡量由香港自己解決」,但香港自行解決不求中央伸出援手,也並非等同必須在「境內解決」。難道新加坡這20年戰略佈局就不是自行解決嗎?香港應選取一個可持續、有效的選項,以經濟效益角度取捨計算,與鄰近省市及地區以共贏原則討價還價,而非把香港住屋及發展土地問題,花費高昂代價、大失民心地強行要在本港境內解決。

相反,無論從硬件條件還是時機來看都是成熟的。首先,已通行的廣深港高鐵和即將通行的港珠澳大橋,其實已將香港的一小時生活圈拓展到深圳北部、珠海兩地。其次,國內經濟進入調整的深水區,兩個鄰近城市也在積極尋找新經濟增長點:深圳龍湖已成為繼南山區後另一熱門創科公司落戶的地區;而珠海近日推出的人才新政,也對香港持有知名學府學歷的人才給予一定支持。再者,香港現時在商業服務及個別行業上仍存有獨特競爭優勢,可協助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企業走出國門,拓展包括東南亞在內的海外市場。最後,境外發展區除了可解決香港境內發展空間不足、土地資源有限的問題外,也定必催生一批結合內地與香港優勢的初創企業,創造一些香港稀見的就業機會,為產業發展帶來新動力,帶來雙贏局面。筆者希望,往後投身修讀地理、生物或物理等一類專業的同輩,不再只有投身教育、保險或商業服務業,而是能在內地各類國企民企中地質勘探、基因科技甚至是新材料研發項目中學以致用,為國家的尖端科技出一分力,讓國家大勢真正與己有關。

為香港投資未來,刻不容緩。我們不宜忘記,上世紀香港賴以成功的原動力是外向型的經濟戰略,而非不斷萎縮的本土經濟。假如特區政府相信大灣區規劃、「一帶一路」將為特區經濟帶來新氣象,那麼好應扮演帶頭角色,通過公關宣傳、政策資源引導等手段,戰略性地對外拓展發展空間,對外發揮香港所長。耗費巨資填海後再高價拍賣的老套路,迫使年輕人窮大半生做「樓奴」,顯然並非我輩所願。 在21世紀激烈的科技競爭中,香港已沒有時間可蹉跎;萬億資源有更有意義的用途。本屆政府很應有更大的使命,為香港繁榮、下一代謀劃發展出路。填海造地只是自欺欺人、迴避發展出路的核心命題。

作者林朝暉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林子淦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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