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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復興 可以拯救世界嗎?(文:李偉才) (16:00)

創立於1843年的《經濟學人》(Economist),是香港不少精英人士必讀的一份權威刊物。今年9月13日,為了慶祝創刊175周年,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自由主義復興宣言〉的文章(下稱〈宣言〉)。顯然,編輯部諸君必然深感世界發展的方向未如理想,而要世界重回正軌,便必須復興「自由主義」的真諦。由於這篇文章沒有署名,故此反映的是編輯部整體的看法,分量之重不言而喻。好吧,現在就讓我們看看,〈宣言〉所呼籲的自由主義和它的復興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而這種復興(假設能夠實現)又是否可以解決世界當前的種種難題?

〈宣言〉所講的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回事呢?文章裏不止一次提到的是「個人的尊嚴、自由開放的市場、有限度的政府監管」,也輕輕提過「民權、法治」,還有則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等。文中復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自由世界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而自此以後,西方的自由民主(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即取得主導地位並逐漸遍佈全球。

但令讀者感到迷惑的是,文章一開首即慨嘆,「過去25年朝着自由和開放市場的轉向,今天出現了倒退的迹象」。顯然,這與二次大戰結束至今的73年有很大差距,甚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距今近40年)或蘇聯解體(距今27年)也不一致。合指一算,25年前是1993年,而當年一件大事是正式提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有關協議於1994年簽署,而組織於1995年1月1日才正式成立)。這樣看來,文章所指的「自由主義」,主要針對的是「貿易/經濟自由主義」,較通俗的稱謂是「全球化」,較學術的稱謂則是「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經濟學人》站在哪一邊?

也就是說,文章所慨嘆的「自由主義」衰落(否則何須復興?),指的主要是全球化的退潮。閱讀下來,可知這種退潮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方面是經濟的,一方面是政治的。可以看出,作者認為美國的領導地位兩方面都在下滑,而這是危險和不可接受的。

筆者曾經是《經濟學人》的長期讀者,對這本刊物堅決擁護資本主義的右傾立場自是十分清楚。可另一方面,它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一種十分理性和持平的聲音,此所以在文章裏,作者指出「自由主義者」既不是「革命派」,也不是「保守派」。前者固然不用多說,但至於後者的理據,是因為他們支持「辯論和改良」,而並非凡事一成不變。在保守主義者看來,這可說是一種污衊:難道保守主義者就不支持「辯論和改良」了嗎?

另一個努力讓人覺得它「中肯」的做法,是文章既批評希拉里也批評了特朗普。但細讀下來,批評的輕重是有分別的。它批評希拉里「以大量瑣碎的思想來掩蓋她缺乏遠見」,批評特朗普則是他應該「加強與盟友的聯繫」。這種差別反映了雜誌一貫較傾向共和黨和不喜歡民主黨的立場。事實上,文中便曾明確指出他們所標榜的自由主義,絕不等於「美國大學校園所鼓吹的左傾『進步主義』」(筆者立即想到的是墮胎、大麻、同性婚姻等議題),從而跟民主黨劃清界線。

筆者其實對於〈宣言〉較傾向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的立場一點興趣也沒有。我有興趣的,是它認為怎樣才可「復興自由主義」。綜觀全文,筆者找到一些最清晰表述是:「我們認為西方必須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和恢復盟國之間的關係,以整頓自由世界的秩序」;美國不能捨棄她的「世界警察」的角色(雖然文中沒有用到這個名詞,但意思是十分明顯的),亦即不應「在酒吧裏拿着一支上滿膛的槍,卻什麼也不做等着事情發生」;「我們必須重新發現我們對個人尊嚴和自力更生的信念」……也「必須停止蔑視民族主義」;「不應把地緣政治看成為一場『零和遊戲』」……而應該「建立起一套基於軍事力量、核心價值及與盟友關係的、互相強化的三邊體系」(這句說話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非零和遊戲」的邏輯結論不是可以「互惠共贏」嗎?)。

「新自由主義」主張什麼?

上述主要從世界的層面出發,〈宣言〉對國內的情况又有什麼建議呢?它一方面漂亮地說「我們的經濟必須從壟斷性企業日益上升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並且批評「引發金融危機的金融家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因為「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來挽救他們的僱員」,但不久則批評法律行業受到了「大量條例的保護」,而「大學教授仍然能夠享有終身聘用的安排」是不可接受的。

至此大家應該看出,〈宣言〉的內容欠缺系統性和條理性,甚至可說充滿了思想混淆、含糊其詞、避重就輕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上述最後兩項有關法律行業和大學教授的批評,清楚地反映了〈宣言〉的立場,那便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所鼓吹的「去監管」(De-regulation)綱領。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呢?這實是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在上文提過「華盛頓共識」,這是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層面的實踐。總括來說,這套思想的國內外政策主張包括:1.將大量公共事業如水、電、煤、郵電、交通運輸,甚至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退休保障等賣給私人公司,亦即推行大規模的私有化計劃;2.大幅解除各個行業的——特別是金融業——法例監管(de-regulation);3.取消關稅及一切貿易壁壘,推行全球化的自由貿易;4.取消外匯管制,容許資本全球自由流動;5.全面開放市場,容許外國的企業和資本進入本國投資和經營。

在上述的大前提下,往往還包括以下政策:a.打壓甚至解散工會(或至少「分而治之」);b.提高「勞動市場的彈性」(Labor Market Flexibility,亦即任由大企業在盈利期間仍然大幅裁員);c.削減社會福利,或至少令申請的條件變得更為嚴苛;d.推行「低累進性」的稅制(或直接向富人/大企業減稅);e.推行外判制,對於跨國企業則是「離岸生產」(off-shoring);f.推行合約制,取消長俸制,並把退休保障變為金融投資項目。

「滲滴式經濟學」已經破產

如果要用一個字來代表上述政策的指導原則,那必然是「自由經濟至上論」。如果有人指出,這些政策可能會導致貧富極為不均,那麼政府是否應該透過稅制或社會福利等「財富再分配」的政策,以改善窮人的生活,並達至一個較為均富的社會呢?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人會立即跳出來並鄭重地指出:這種做法萬萬不可。原因是這些「劫富濟貧」的政策會打擊人們創富的動力,到頭來只會損害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而窮人的景况只會變得更差。我們應該做的,是致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當財富增長了,窮人所獲得的份額即使沒有增加,它的絕對值也會隨着加大,而他們的生活亦會有所改善。也就是說,只要將蛋糕愈做愈大,則所有人都會受益。這套基於「水漲船高」(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的理論,便是著名的「滲滴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

今天世界面對的問題,是「滲滴式經濟學」不但已經破產,並且變成了「上滲(上湧)經濟學」,亦即世界的財富愈來愈高度集中,而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本質,只是西方新殖民主義下的「國際勞力分工秩序」被大幅強化罷了。

尤有甚者,全球過去大半個世紀所享受的金碧輝煌的繁榮,實乃建築在兩項巨大「透支」之上的。第一項是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各國的超大規模「量化寬鬆」),第二項是更為可怕的環境生態債務。整份〈宣言〉對此毫無反省,既沒有探討民粹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根源,也沒有探討應付全球暖化危機的對策,所謂「復興自由主義」,說到底只是維持美國的壓倒性軍事優勢。至於這樣能否解決世界當前問題,筆者只能留待各位讀者自行判斷了。

作者簡介:香港天文台前高級科學主任、香港科幻會會長

(原文刊登於2018年10月10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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