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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旺角行人專用區之死看產權問題(文:阮穎嫻) (09:00)

旺角行人專用區屹立西洋菜街18年,終將倒下。很多評論糾纏於噪音污染及藝術高低等問題,但沒有切中肯綮,一言蔽之是產權問題。一個地方劃做公開空間,沒有清楚界定產權或執行維護產權的法律,最後落得這個結果。

以下會借鑑秘魯的故事,看產權在都市化過程的演變。產權往往從模糊的狀况逐漸變成有清晰的界定,產權模糊的社會成本何其昂貴。

經濟學家Hernando de Soto的The Other Path講述了利馬如何歷經近一世紀的時間確立產權與法規。

秘魯故事:產權模糊 社會成本何其昂貴

利馬是秘魯的首都,20世紀經濟發展,城裏多了很多工作機會,鄉間的人都入城找工做,但制度跟不上人口遷移,造成產權問題。這些人來到城市,需要找地方聚居,自己搭屋子,在沒有業權的地方霸地。在市集做小販買賣,也是無牌的。

由於所有東面都是霸回來的,沒有產權,不能靠法律去維持其使用的權利,便要付出許多額外成本去維持。例如,一天下來屋裏必須有人守護,否則會被人佔有失卻家園。看守者就不能外出打工,生產力付諸流水。第二,沒有法律和執法機構維護,少不了會有爭奪的暴力事件發生,就算有損失也不能循法律途徑要求賠償,因為地本來就不是你的。第三,沒有契約證明業權,大家沒有這個遊戲規則遵守,就要靠附近的網絡去證明使用權,當事人需要長期投資在這個網絡才能建立使用權,例如是透過黑社會、居民組織和小販組織。第四,沒有業權,就沒有資產證明,不能拿到貸款機構作抵押借錢,大大減低借錢能力。最後政權來掃除,如北京的「低端人口」,就「渣都無」。

經營生意沒有業權造成種種障礙。做小販的,不能太過張揚宣傳自己的產品,以免被警察驅趕及懲罰。因為沒有產權,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擺賣的地方,所以不敢投資固定資產,例如買機器,多賣幾種商品。只能維持小規模,有更好的生意機會也不能投資,萬一被趕,舊客戶也找不上門。不能正正經經成立公司,沒有合約沒有登記就不受商業法保障,合伙、入貨、借錢因為追訴無門,為了降低風險,只能找熟人和鄉親,大大減低營商發展的機會。雖說沒有正式登記不用繳稅,但付給警察的賄款和罰款大大抵消了不用納稅的好處。「無王管」的地方自然會形成勢力去自行監管誰有權在那裏擺賣,黑社會進駐也是意料中事。

這些無牌無產權的商業活動是地下經濟,令正規經濟體經營起來成本更高。攞正牌的公司被無牌小販偷水偷電,因為很多人無交稅,他們要付更高的稅率。因地下經濟佔總經濟活動四成,工作人數近五成,政府難有很好的數據制定政策。後來經過很多波的政府掃場、暴力抗爭,他們的產權才得到正名,有了制度才能處理問題,這是所有發展中的城市都面對過的。

二戰後的香港,寮屋處處,有些人的爺爺霸了官地,後來政府承認他們侵佔得來的業權,再給他們上公屋;小販被驅趕要走鬼,最後獲發流動小販牌;六七暴動後白牌車得到小巴牌等,都是類似的故事。

行人專用區、「魚蛋騷亂」與小巴佔行車線

如今旺角行人專用區突然由一條馬路變成一個公共空間。香港這個發達地區,產權界定大多清晰,商舖要交租,枱櫈放出街就阻街,食環會執法。突然有個地方好像「無王管」,吸引很多人來進駐。那個區小販不能擺賣,但影相檔可以存在,可以零租金用公有地方搵錢。藝團來表演,平時要租康文署場地、要入紙、要交場租,現在都不用了。還有各種各樣的非牟利組織、來「開P」的大媽、街頭藝人,全都因為不用交租、沒有界定產權所以來了。

後來,有記者發現不知從何時開始,行人專用區所有的地方都有「認定的」使用權,只有某些人可以使用,比他們早去霸位就會被勸喻離開,或被要求付費。地下秩序形成了,可能是黑社會,可能是地區勢力,總之加入了那個網絡,使用權才被承認,否則要市價繳費。專用區那塊地的產權被非法佔用並用作收租,這跟秘魯利馬的臨時市集是一樣的。

類似例子還有2016年初一旺角的「魚蛋騷亂」。平時旺角街頭無牌擺賣會被票控,因為沒有產權沒有交租,不能用公有地方生財。年初一至三也不例外,所以警察大舉掃場。發生騷亂後,翌年執法者就「隻眼開隻眼閉」了。無人執法,問題是有阻街、滿街垃圾、衛生、構成危險等無產權無交租的問題,也搶去旁邊交市值租金商舖的生意。小販賺了錢,遊人高興了,第二天就辛勞了清潔工掃除,清潔成本是政府承受的。

旺角潮聯小巴長期佔用通菜街幾條行車線上落客,同樣是一個無產權無交租的問題,一般市民的私家車這樣霸佔道路必然會被票控。有市民不齒他們入稟他人佔中,自己卻霸佔馬路賺錢。這個地方警察執法寬鬆,看來是政權默認了他們可以在此地做生意不用交租。壞處是阻塞交通等的界外效應,而且相對起其他司機好像有特權。但對於夜歸的市民來說,他們可能需要一個這樣的小巴站。雖然無正式規劃作小巴站,但政府就這樣默許了。有人提出問題後,才有在附近重建項目正式設立小巴站的建議。

公共空間管理鬆緊 要拿揑得宜

其實旺角行人專用區即使變了公眾場所,也有很多法例規管,不是完全無界定如何使用,例如有《噪音管制條例》和「在公眾街道或道路奏玩樂器許可證」等法例及制度,只是沒有執法,執法又被認為過嚴,沒有給予空間表演者。有些情况甚至是執法機構都容許及承認這個秩序,來自日本的表演者無融入這個網絡,所以被票控,其他人不斷犯例卻無事,最後這場鬧劇才曲終人散。

管理產權是管治能力的一部分,公共空間管理鬆緊要拿揑得宜,今次是政府管理無能,以冚檔作解決方法。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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