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黑箱棋子——不獲續約講師的自白(文:張諾平)

我寫這篇文章,非常焦慮,因為教育大學的朋友公開人文學院拒絕為7名講師續約後,「被提點」可能以後都不獲教席!我想公開自身處境,但我怕有同樣厄運。然而我想到自己狀况已非個別事件,亦見坊間討論錯置焦點,決定撰文。

我在去年1月被任職8年的大學學系以財赤為由,不獲續約,與同系5個講師要在8月完約後離職。同系教員有20多人,裁減6人後僅餘一名講師,其他全是教授。但學系並不謝絕我們,卻在六七月找我們為新學期兼職教書,有同事被要求為教授「頂班」,任教4科——接近全職授課的5至7科數目!同事提出可多教一科,爭取全職合約,卻不得要領,然而為了生活倒要就範。最後我們以兼職身分,變相減薪,任教同一學系。

坦白得殘酷的不續約說法

大學學系以財赤為由削減講師,除了教大,近有理大9名社工導師,還有更多隱藏案例,但大多是社會或人文學科,總之學系高層「攤開盤數」,就像理所當然。我被通知不獲續約當日,沒有理大般有保安「戒備」,但有系主任跟我說「裁減一個講師,一年省四五十萬,6個人,合共幾百萬。我們無奈要做。而且大學要爭研究排名,所以大部分學系都只留教授,不要講師」。他還說我們所教科目修課人數很高,是故辭退我們,他要忍痛!

坦白得殘酷!我也忍痛,因為我感覺像跟商業機構CEO(行政總裁)對話,但面前明明是官方大學系主任!而他亦主宰基層教員生死!那究竟是誰的生殺大權?官方大學歸於政府教育體制,但行使經費權力就只操縱在學系少數人手中,那有監察機制嗎?而每年各大學都有盈餘,來到某些部門卻有財赤。那如果赤字嚴重,是會一朝一夕突然發生嗎?亦可動輒犧牲大量教員嗎?這些事件常被說是大學教資會(UGC)有責,但撥款下放到學院學系而向基層講師忽然「開刀」,那究竟是純粹撥款問題,抑或是主事者不尋常處理?

有說人文社科Master of Arts(MA)課程賺錢,可抵住部門赤字。實情是MA是盤大生意,要競爭「吸客」,資源用作授課,還要大搞研討活動、招請外國學者演講以至支付高額行政費……最後扣減的仍是基層講師薪水與權利。

自主運作是黑箱溫牀

5月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因母語事件成了新聞焦點;議員區諾軒問及「流浪兼職講師」的議題,希望特首正視大學如何動用撥款及講師處境,就被淡化了。特首當時說大學自主運作,不會介入。坊間討論僅為「流浪講師」慘况,更有不同大學工會舉辦座談,討論類近「兼職講師錦囊」。

這類討論反諷,因為「改善兼職」或「錦囊」講法,像在說如何令撥款問題的惡果可以「冇咁惡」,即近乎合理化這個惡果!工會座談出於善意,卻隨時如坊間錯置焦點,成了大學裁減教員的共謀!而惡果的因,教大那批不獲續約老師會說是「黑箱作業」;葉蔭聰說是「學系自負責任的矛盾」(〈大學怪談:誰砸爛大學基層教師的飯碗?〉,2018年4月29日《明報》);王慧麟說是「官僚行政手腳問題」(〈還人文學科應有的尊重〉,2018年1月25日《明報》),再說是「大學沒有為財政問責」(〈大學的一盤帳〉,2018年5月17日《明報》)……都是基層講師控制不了,死無對證!

其實所有說法都指出:「自主運作」,隨時是黑箱作業溫牀!

以「死」形容或許誇張,但我們卻是苟延殘喘。是故所有不獲續約講師要為找兼職而向院校推銷自己,做兼職奔命同時,亦每見全職講師招聘廣告,就會遞信申請。震驚消息是辭退我們的學系,其中一名教授向我說,別個我遞信申請工作的部門,有教授來電向他問及我的資料,提問:「他是否很憤世?」因為對方查看社交媒體,說看到我參加某些遊行集會的照片!

這令我更加焦慮:因為大學部門竟如商業機構請人,「Google」應徵者就以簡單聯想判斷對方!我們不是浸大黃偉國教授般有「牙力」指控大學不續約;相反作為基層講師,面對學系權力凌人,而同類學科在香港亦「來來去去同一班人」以互相引薦提問,是故如果高層教授簡化判斷,就主宰我們工作生死。那是否就如以潛規則辦事?

我們6人為了全職不停去信應徵,都不獲接見,而我卻突然收到一句間接問話「是否憤世」!我希望說服自己,相信那是個別事件,更希望相信各大學陸續辭退大量人文社科講師,是真的僅為財赤及多留資源讓教授做研究爭排名!因為財政與排名,總「好過」任何含糊的政治說法,成了拒聘理由!

重新估算大學

我們在大學教書,只為卑微理想;而我們大都有博士學位及研究訓練,矢志學術發展。全職被削,我們連同可申請經費的權利、可享用大學圖書館及研究資源的權利,甚至可取得研討會資訊的渠道等全被縮減!為何我們花上三五七年嘔心瀝血完成博士學位會得如此苦果?那已不純粹是全職與薪水問題,而是這種賤視學術狀况,隨着學院學系的財赤說法,有意無意地互相勾結,消滅教職!

我最失望沮喪的是眼見大學高舉教育旗幟,卻大量辭退教員,與冠冕堂皇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我們是否要重新估算大學——旗幟只為「吸客」包裝?研究只是教授專利?排名就是辦學目的?於是前線講師會否就是棋子,隨時應召幫教授「頂班」教書,讓他們做研究「跑數」,成就大學如營商機構的社團大業?不穩定的教學環境亦直接影響學生,因為他們在「重研輕教」的大學裏,又如何保證得到優質教育?

而我們就算抵住被辭與兼職的無奈,亦很難說服自己大學可以為年輕人提供獨立思考與批判訓練,因為大學正是一個權力凌人的龐然巨物,而主事者正在其中,安享穩定優越身分。

事件漸多,但我們不敢發聲。年初有傳媒約了10多個我輩講師做集體訪問,但最後我們當中只有一人「勇敢」出席,因我們怕「以後都不獲教席」(〈大學諗縮數 聘流浪講師 月薪僅過萬〉,2018年2月23日《都市日報》)。但報道因受訪者不足,角度有限。「以後都不獲教席」這句話,因教大朋友「被提點」,真箇是我們被辭退、「被流浪」、被打碎生活保障、被磨滅研究理想的緊箍咒。

我不想因這篇文章成為死士,但我希望香港的大學持份者,包括你我他甚至未來學子,明白事實;而大學有心人亦應做點什麼挽回大學教育意義。但無奈很多高層教授喜歡拋出一句「全世界大學都係咁」而合理化這種惡果。如果教研路必然艱巨,我們當然願意苦幹;可如果那是建基於維持既得利益、不透明與不尋常的運作,而令一大班前線講師受苦,那其實不單是「受苦」,而是「受害」!因果循環,害人有朝必會害己。大學至此,大家樂見嗎?

作者是大學社會研究及人文學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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