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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家安全之名(文:杜耀明) (09:00)

由出入境保安以至國家安全的判斷都舉足輕重,但其依據多是無影無形、玄妙莫測,只要大家信但不要問。

近3年來,一些台灣政界及學界人士抵港都被拒之門外。當局循例不評論個案,法律也沒規定保安局必須交代什麼,相信只能是保安理由。雖然言論自由以至學術自由都犧牲了,卻永遠看不見有什麼得益。

再遠一點,前特首梁振英在2014年佔中運動第22天便明言,該運動肯定有外國勢力參與,但不能透露詳情。他其後又解釋,「外國勢力」包括「外國以國家、政府部門名義做的事,亦涉及外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做的事」。證據呢?一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收到研究捐款,二是傳媒大亨捐款給民主派政黨和人物,他叮囑大家由這些從剪報可知的消息,看到「政治生態的端倪」。他沒有說這些錢財與「外國勢力」有何關係。但沒有關係,說來幹嗎?有關係,那麼端倪以外的證據呢?不說了。

國家安全還是國家災難?

這類情報雖然不便公開也難以監察其真偽,往往是不少保安決定和戰爭部署的依據;不過,情報不盡不實,以國家安全之名行事,不時弄巧反拙,把國家帶入險境。美國參與越南戰爭正是一例。由第二次大戰以來20多年,多名美國總統以陰謀手段介入越南,再以失實宣傳誤導國民,掩飾美國難以自拔的困境,還繼續宣揚戰爭光榮,爭取民眾支持。直至1971年,《紐約時報》公開美國國防部絕密文件,才把真相揭露,但美國已經泥足深陷。

32年後,同樣以國家安全之名,由錯誤事實出了錯誤行動又再歷史重演。美英兩國入侵伊拉克、處決侯賽因,是基於兩個錯誤的事實——該地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並有恐怖主義組織阿爾蓋達的基地。結果佔據了伊拉克,卻找不到什麼「勁量殺傷力武器」,也沒有恐怖組織基地,而伊拉克卻䧟入分崩離析。兩國入侵更成為阿爾蓋達宣揚「聖戰」並在伊拉克建立基地的新理由。隨住伊拉克積弱,地緣政治勢力平衡改轉,伊朗日漸坐大,號稱「伊斯蘭國」的恐怖組織亦應運而生。這樣的歷史推移,美英武力侵佔伊拉克並非唯一因由;但入侵行動至今兩地的國家安全是提高還是降低,倒是顯而易見。

問題的關鍵在於資訊保密,不能自由流通,無法讓人辨識資訊的真偽虛實。例如中央政策組今年5月完成的專題報告《構思香港未來場景》,列出本港未來或會出現4種可能情景。究竟這些估計有多可靠,政府又會否以此為參考訂定保安以至國家安全措施,值得深入探討。釐清事實、審視理據,才能避免錯誤判斷,以國家安全之名導致社會不穩定。又例如3年前9月28日,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驅散示威群眾,甚至傳出考慮由警員荷槍實彈應對局面,結果鎮壓不成反而引發佔領運動。當局事後應有檢討,結果如何同樣該讓大家知悉和討論。

如果維護國家安全的首要目的是抵禦外敵侵凌,或者制裁內部武力謀反,以保障人民安全,當局首先要開誠布公,確保資訊精準,不能閉門造車、敝帚自珍,也不要被別有用心者借題發揮,否則便有損香港安全。不過令人擔憂的,誠如以揭發美國政府非法偷錄電話聞名於世的《紐約時報》記者James Risen所說,政府聲稱發布某些消息便有損國家安全,但他們真正關心的只是怎樣掩飾自己過錯,或者避免尷尬。本港既無資訊自由法,又無檔案法,這些研究和檢討一生一世都難望得見天日。倘若新聞界或學者取得這些資料,能否發表而不觸犯官非又因地而異,視乎國家機密的法律規定。

民間對官方資料掌握非常有限,但反觀官方對其認定人物或機構的監測,卻有法可依,經法庭批准便可通過先進資訊科技獲取。目前執法部門調查罪案,可向法官申請許可以截取通訊及秘密監測。這些行動及涉及的步驟,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都可監管,並且查看截取所得內容。

儘管如此,去年有7宗案件涉及新聞採訪所得資料,但即使與遊行示威無關,政府或者已經知悉某些消息人士身分,而現行制度並無補救辦法。當政府的觸鬚已伸向新聞界,記者趨吉避凶,在網絡的活動只有步步為營,可見監測行徑既損害私隱也礙言論自由。再者日後若加入國家安全的考慮,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除了批准監視監聽,還可否細閱所得涉及國家安全的資料,保障調查限於指定範圍,只能拭目以待。

有論者相信國家安全立法可以先易後難,先替叛國、分裂國土等罪行立法,其他可以慢行。但從以上看,國家安全立法不是單單定下罪名規範,觸犯者依法追究,而是需要周全考慮,包括提防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任意妄為,陷市民於水火。

立法哪來先易後難

其次,國家安全、言論自由、個人私隱、事實真相都重要。國家安全立法可以,但不論部分先行還是全部同時立法,都必須先固本培元,檢討私隱保障、資訊自由立法,鞏固新聞及言論自由。同時清楚限定國家安全利益的合理含義,授政府以權柄的立法,才不致走入歧途。

例如按照「約翰奈斯堡原則」(Johannesburg Principles),合乎國家安全利益的舉措不是指那些為政府解圍的行動,以避免政府尷尬或暴露其錯誤,或者隱瞞公共機構的運作情况;而是其真正目的和實際效用,都是護衛國家的生存和領土完整,免受武力衝擊或威嚇,不論威脅是源自外在軍事要脅還是來自內部以暴力或煽動以暴力推翻政府。只有以此為準則,才能合法限制自由權利。

否則的話,三大自由支柱只能保住堪虞的現况,國家安全立法只會一枝獨秀,官民在資訊、法律權力上將進一步強弱懸殊。國家領導人無疑感到安全踏實;香港人享有的自由權利卻因國家安全之名而繼續下沉。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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