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謀殺案，令社會再度關注精神健康支援問題。每當一些嚴重的意外發生後，事件背後潛藏的問題總有一段時間會得到關注。例如幾個月前，炮台山一輛的士落斜時懷疑失控直撞途人的意外發生後，社會突然關注「的士司機老齡化」這個業界已面對多年的問題。「事件」的確是讓政府以至全社會意識到潛在問題的契機；但事件在媒體中冷卻後，問題會否因此被遺忘，最終又會否導致下一次「事件」的發生？政府如何能準確判斷社會需要，對症下藥？
政策的形成，一般都會經歷輸入（input）、過程（process）及輸出（output）3個步驟。「輸入」一端包括媒體、壓力團體、民意等；「輸出」是指政策措施或回應。荷里活廣場事件中，媒體與專家（例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在帶動相關討論上的角色，特別值得深入分析。本屆政府相當重視公關和宣傳，要「說好政策故事」，可見政府視回應媒體為施政的重要一環。然而，回應媒體又是否等同回應了社會需要？至於專家意見，又如何在系統中被吸納、付諸實施？
荷里活廣場事件 有哪些讓媒體聚焦的特性
圍繞荷里活廣場事件的社會輿論持續了一周，事件所具有的特性，吸引了媒體和公眾持續關注：整個行兇過程有完整的閉路電視片段，片段極度血腥；事件屬隨機性，亦毫無先兆，疑兇與死者不認識，令市民擔心自身安危；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令人關注精神病患者的跟進工作；兩名死者為年輕女子，沒料會遭橫禍。就連在場人士應否救人等，也引起連番討論。
自事件後，媒體上連日多了與「持械」有關的報道，例如菜檔女職員在彩虹站出口被斬、一名中三男生與一名中年男子起爭執繼而被人用餐叉指嚇等；有媒體甚至把幾件事放在同一版面報道。這類型的街頭施襲事件，過去未必會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突發消息」或登上頭版；惟在荷里活廣場事件的脈絡和社會情緒下，「持械」特別容易吸引眼球。這些事件串連起來，很容易令人覺得香港社會的精神壓力實在過大，必須嚴肅跟進。
除了「持械」事件突然受關注外，媒體資料有誤的情况，在短短一周內也出現了不下兩次：荷里活廣場事件最初被描述為情殺；深水埗倫常命案的較早消息指，3名女兒是由父親刺死，後來又更正指疑兇是母親。
在講求速度和「注意力」（attention）的今天，這些現象看起來不足為奇。必須一提的是，與「持械」有關的報道外，連日來媒體也同時展開一連串有關精神健康的討論：慘劇是否因為跟進不足所致、香港社會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及支援是否要加強等。就此，公眾必會產生一個疑問：荷里活事件是否因為系統性的原因所致？
屬個別事件抑或系統性的問題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上周五召開特別會議後，署理醫衛局長李夏茵交代了政府對荷里活廣場事件的立場：事件屬「毫無先兆的偶發事件」，不牽涉資源或人手問題而導致跟進不足及忽略徵兆。
不過與此同時，政府在會後又推出「10項加強措施」，包括改善個案經理與嚴重病患者比例、就公院專科門診的緊急及非緊急新症輪候時間設更高目標等。
假如荷里活廣場事件本身不是由系統性的原因引起，只屬個別事件，那麼事件後「10項加強措施」的推出，是否又反映了系統裏有問題需解決？近日不少專家和委員已指出，精神病治療、支援和預防的資源及人手不足等狀况早已存在。政府於6年前已發表《精神健康檢討報告》，而本次推出的10項措施，其實有些在6年前已提過，部分已達標，部分則遲遲未落實。
這就帶出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如非因為荷里活廣場事件，某些潛在的系統問題，是否就不會得到持續關注？
專家意見理應是反映社會需要的渠道；諮詢委員會的設置，本身就是一個讓專家直接向政府提出意見的渠道，他們不必再透過媒體傳話。那麼在政策過程中，專家意見被如何看待？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只屬諮詢組織，它絕非危機管理小組，亦沒有執行政策的權力。專家的角色只是提出意見及觀察；如何藉此改善政策，是政府責任。當局應善用已有的渠道，及早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才能走出後知後覺、亡羊補牢的困局。
事件發生後，筆者感受最深的是某位專家帶出的一個信息：不要因為荷里活廣場事件被廣泛報道，我們就自亂陣腳，否定過去各方在改善香港精神健康上的努力。
政策不是公關 好政策不一定會得到掌聲
就精神健康問題，我們雖要坦白承認不足，惟不必陷入恐慌。媒體的影響力是雙面刃，它既能讓公眾關注問題，但同時也有機會放大問題（例如公眾對事件過度憂慮，可能會令精神病康復者更難融入社會，或令他們更難找到自力更生的機會）。公眾很多時候都會被媒體充斥的符號牽引；一兩件被大肆報道的事件，亦會影響公眾對於政策需要的認知和判斷。假如政府以回應媒體作為回應社會需要的方法，恐怕我們很容易會出現政策一時過熱，一時又過冷的狀况。
此外，政策不是公關，好的政策不一定會得到掌聲。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自2020年7月起推行的精神健康推廣和公眾教育計劃「陪我講 Shall We Talk」。該計劃以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的了解，鼓勵市民及早尋求協助和治療為目標。這類型計劃可能成功令一些面對情緒困擾的人及早求醫，避免問題的形成，惟比起兇殺案和意外等「慘劇」，「好事」能夠引起討論的機率總是較低。
作為管治者，總會面對吃力不討好的情况；默默做了好事，都不一定會得到社會嘉許。不過，這也是管治者必要的覺悟。倘政策做出來是為了掌聲，或是為了「餵飽」媒體（所謂「feed the monster」），施政就會逐漸脫離社會需要。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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