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名叫Rahsaan Thomas的52歲男子從美國加州一所監獄中被釋放。他曾經以為自己一輩子都將在獄中度過——2000年的時候，他因為二級謀殺罪被判55年半監禁。如今刑期尚未過半，他就已經得到提前減刑，重獲自由。
更傳奇的是，2020年，他還在獄中的時候，就進入了新聞界的最重要獎項——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的最終入圍名單。
Rahsaan Thomas的故事背後，是一系列支持和鼓勵在囚人士擔任記者、從事新聞報道的項目。這些項目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已經結出了不少重塑個體生命、推進社會正義的果實。
為什麼監獄裏要辦報紙
改變Rahsaan Thomas命運的，是他曾經服刑的美國聖昆丁州立監獄（San Quentin State Prison）。那是加州最古老的監獄，同時也是一座有着「囚犯辦報」傳統的監獄。早在上世紀20年代，那裏的囚犯就辦了一份名為《牆城新聞》（Wall City News）的報紙。那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份在監獄裏創辦和運行的報紙。
到了1940年，這份報紙改名為《聖昆丁新聞》（San Quentin News），其後斷斷續續出版至今。現在，它已經是美國最具盛名的監獄媒體，擁有一個由十幾名囚犯組成的編輯部，每月出版一份發行量達3.5萬的報紙，每個季度出版一份雜誌，同時還有一個每天更新的網站和Twitter帳戶。
此前在這座監獄擔任監獄長的Robert Ayers Jr.曾表示，在監獄裏辦報，促進信息流通，其實有利於破除那些在獄中流傳的謠言，能夠給在囚人士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對囚犯來說，媒體還有另一種重要的意義，那就是促進他們改過自新，尋找新的熱情所在。
其實，很多人走上犯罪的道路，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就是「壞人」，而是社會環境的壓迫或誘惑使然。以Rahsaan Thomas為例，他出生於有紐約「謀殺之都」稱號的Brownsville地區。那裏深受貧困、犯罪等問題困擾，跟他差不多背景的當地青少年，10個當中就有7個會坐牢，5個當中就有1個會被謀殺。
所以，當Rahsaan Thomas年紀輕輕就走上鬥毆和販毒的道路，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根本就沒有給他更多的選擇。他一度覺得自己活不過25歲，所以已經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了。29歲的時候，他在一場販毒團伙衝突當中開槍殺死了一個人、打傷了一個人，最終被投入監獄。
在聖昆丁州立監獄，他接觸到監獄報紙，並且逐漸喜歡上新聞寫作；他甚至因此獲得了給監獄外的著名媒體「The Marshall Project」等寫稿的機會。
2019年，他又以聯合製作人和聯合主播的身分，加入一個名為「Ear Hustle」的podcast，從監獄當中製作節目。這檔podcast創辦於2017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專注於報道監獄內生活的音頻節目。它最初的3名創始人，有兩人是同樣於聖昆丁監獄服刑的在囚者，另一人則是經常到監獄裏教課的視覺藝術家、加州州立大學教授Nigel Poor。
通過讓監獄外的大眾了解監獄內的生活，這檔podcast令更多人關注監獄改革、司法正義等重要議題。正是這檔節目，在2020年普立茲獎首次設置「聲音報道獎」的時候，入圍了最終名單。而Rahsaan Thomas則說，這些媒體經歷讓他打開了視野、學到了許多知識、找到了熱情所在，他表示自己再也不會對暴力、犯罪感興趣了。
就像「Ear Hustle」這檔podcast一樣，監獄媒體的運行需要獄內外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聖昆丁新聞》就在印刷、發行等方面得到監獄系統內外的廣泛協助，還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建立了合作關係，邀請該校學生與在囚人士合作生產報道。
監獄裏的記者是怎樣工作的？
值得一提的是，聖昆丁州立監獄裏媒體生產的內容，會由一名監獄工作人員批准之後才能公開。但是，這名工作人員認為自己的職責並非審查官，他只在意內容是否會危害公共安全，除此之外的內容都可以自由發表。
當然，《聖昆丁新聞》的讀者面還是太窄，只有讓在囚人士的作品發表到主流媒體，才能真正令他們的聲音被聽到。
以往，也有主流媒體願意刊登在囚人士的文章，但一般都是個人感想或評論，很少有願意讓囚犯擔任記者的。這中間的困難顯而易見——大部分在囚人士都無法使用互聯網，查找資料也就變得非常困難；如果用監獄裏的電話做採訪，那麼就需要支付數額驚人的電話費；要想從監獄內部發起公開信息的申請，要求政府部門公開數據資料，則更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好在，有一些公民社會組織為在囚人士提供針對性的協助。例如，一個叫「Type Investigations」的組織，長期向少數族裔、邊緣人群自主展開的調查報道提供幫助。這個組織也專門為有興趣當記者的在囚人士，配備了相應資源，包括電話費、郵費，以及專門的編輯、合作的記者等。在通力合作下，他們已經向政府提交了44份信息公開申請，完成了多篇發表於主流媒體的作品。
早前出獄的Rahsaan Thomas，在幾年前還與同伴一道發起了名為「Empowerment Avenue」的項目，致力於為在囚人士記者和主流媒體編輯配對，讓前者可以得到專業的協助。
在囚人士調查監獄醜聞
經過各方的努力，在囚人士發表新聞作品的成果已經非常顯著。例如，新冠疫情期間，在囚人士於《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註1），倡議向囚犯盡早提供新冠疫苗；在時尚雜誌Elle講述新冠疫情之下監獄的真實狀况（註2）；在囚人士還在《新共和》雜誌發表文章（註3），曝光監獄內報酬極低的製衣工作。
顯然，這些都是相當重要且「硬核」（hardcore）的選題，直面監獄系統內部的問題。
去年9月，聖昆丁州立監獄一名囚犯與一名專注於報道司法正義的記者合作，在《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雜誌撰寫長篇調查報道（註4），批評聖昆丁州立監獄的新冠隔離設施條件糟糕、骯髒不堪——這些設施原本是用來關押即將執行死刑的犯人，但感染了新冠的在囚人士如今也需要接受如死刑犯一樣的待遇，而且是被隔離在極易引發心理問題的單人房間，幾乎沒有任何社交互動。
該報道不僅對聖昆丁州立監獄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還將矛頭對準整個加州的司法系統，指摘其並未為應對新冠疫情做好準備，令監獄人滿為患，成為病毒傳播的溫牀。
去年11月，又有一則針對監獄系統的調查發表於英國《衛報》（註5），它的作者也是監獄裏的在囚人士和監獄外的職業記者。這篇報道調查的是一名身患糖尿病的51歲囚犯是如何死於監獄中。文章指出，監獄提供的醫療資源非常有限，醫護人員未經妥善訓練，醫療器械無法工作，甚至連糖尿病人需要的胰島素都沒有及時提供。文章說，在囚人士有得到醫療資源的憲法權利，但整體來說，監獄系統提供的資源是非常不夠的，這也導致在囚人士的預期壽命明顯降低。
美國監獄報紙見增長
可以看到，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下、在外界人士的幫助之下，在囚人士能夠比較自由地調查和寫作。而監獄本身雖然不時會成為調查報道針對的對象，但當中不少都依然支持着在囚人士的這些嘗試。
根據最新統計，美國現在有24份於監獄內出版的報紙，分佈在12個州，僅去年就有4份新的監獄報紙創刊。在紙媒蕭條的背景下，監獄報紙的增長算是一個不太起眼但極有意義的亮點。
註1：Christopher Blackwell, "Covid-19 is spreading wildly in prisons like mine. We should get the vaccine early." Dec 11, 2020, The Washington Post.
註2：Michele Scott, "What It's Like to be Trapped in a Women's Prison During a Pandemic", Mar 15, 2021, Elle.
註3：Wesley Williams, "My Life Sewing T-Shirts for 26 Cents an Hour", Jan 19, 2021, The New Republic.
註4：Katie Rose Quandt & Juan Moreno Haines, "San Quentin Is Still Punishing People for Being Sick", Sep 19, 2022, The American Prospect.
註5：Felix Sitthivong & Sam Levin, " 'I don't have the funds': a diabetic prisoner pleaded for insulin supplies before his death", 15 Nov 2022, The Guardian.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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