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各委員會一直處理不少攸關公眾的事務，不過自去年1月起，標榜「愛國者治港」的新一屆立法會，改變了各委員會會議紀要的撰寫方式——會議紀要中不再標明在會上提出意見的個別議員姓名。這大大背離（sharp departure）以往的做法，進一步將香港的公眾問責制度降格。
難知悉議員言行 礙公眾問責
不同傳媒於今年1月中揭發事件及質疑有關做法，由此引起公眾關注；香港記者協會也批評做法「非常不理想」。社會關注今次改動是理所當然——當我們不知道會議上的發言者是誰，甚或議員有否發言，公眾根本無從向議員問責。
在2021年，政府當局割裂了立法會與公眾的連繫：在擴大了的總共90個議席中，直選議席減至20個；本地政權機關審查所有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過程中營造「競爭」，但被排拒的公眾對選舉不再投入。政府一頭栽進「安全」的主旋律，加上官方掏空公民社會，包括一些傳媒機構被迫關閉，凡此種種皆有損問責。
如今我們發現，公眾較以往更難確切知悉個別立法會議員的言行（或不作為）。有關改動，亦令傳媒更難參與公眾問責。而問責能夠建立對政府的信任（accountability builds trust in government）。
立法會秘書處解釋稱會議紀要的新安排是「優化」，此說法符合政治制度的新面貌。秘書處表示，不記名的會議紀要可以方便公眾、立法會議員和官員「掌握會議流程、討論要點和回應」，因此精簡歸納和整合與會者發言重點。惟現在我們僅能知道「議員們」、「一名議員」或「有些議員」在會上發言，以及「政府當局」在會上回覆。
提供會議錄影 無法補償透明度
雖然立法會秘書處有提供會議錄影，亦在會議紀要附錄中標記每名與會者的發言時間，並概述其講話內容，但這項安排無法彌補失去的透明度。翻看會議錄影是沉悶乏味的工夫，亦容易在理解發言內容時出錯，甚至將言論張冠李戴。可見新安排降低了公眾的能力（degrade the public's capacity），去理解會議所牽涉的議題、個別議員在會上有意發言與否，以及他們的立場和邏輯。
輿論常常提到李家超政府看重結果。這是好事，不過達至結果的過程同樣重要。而立法會裏的討論，正正就是過程一部分。記錄不具名的「議員」說了或做了什麼，並沒有對公眾盡責（not well served）；會議錄影的時間標記亦不能取代具名的會議紀要。會議紀要是歷史紀錄的核心部分，對問責至為關鍵（minutes are a core par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that is key to accountability）。在公眾參與機會減少的情况下，立法會的透明度更加重要。
顯而易見，當局沒有向立法會秘書處給予足夠資源，限制了後者的能力去提供及時、準確、具名和公眾所需要的會議紀要。這是一個會損害問責制度、削弱公眾信任的刻意決定。
除了市民之外，其他有利害關係的人也需要明確知道立法會內發生何事。這包括投票選出其代表的功能界別選民；中聯辦或本地黨政團體亦需知道他們所選的議員表現如何。他們是否靠「其他」會議紀要，或事前準備但可能沒有真正發表的講辭？這些有關問責的問題，正正是事情的核心。
遮蔽立法會議員身分，同樣對他們沒有好處（interests）。除了20名直選議員，對功能界別議員而言，讓選民知悉其工作實况，對他們也有利。部分由直選轉為選舉委員會組別的議員，或許亦會理解這一點。
避開公眾監察 不會贏得信任
有些議員可能不想被識別為立法會委員會的活躍參與者；部分人可能不欲公眾知道他們的具體發言內容。倘若有這樣的議員，我們就要了解為何他們會有如此想法。市民需要知悉立法會內發生什麼事，而具名的會議紀錄在發現問題及問責過程中有其角色（name-specific minutes play a part in the discovery and accountability process）。
對政府的信任是重要的。要使政策從制訂到落實都符合公眾期望，必需有市民對政府的信任。令立法會議員避開公眾監察的動作，並不會贏得民眾信任，而只會招致公眾嘲笑（moves to shield members of LegCo from accessible public scrutiny will not win public trust, only public derision）。
（編者按：文章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Accountability and LegCo」）
作者卜約翰（John P. Burns）是香港大學榮休教授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