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顧過去25年，千頭萬緒，但相信由更遙遠的日子說起更合適。雖是一己之見，不過亦可視為我這代人怎樣看香港25年來的經歷與轉變。
對香港主權問題的最早印象，該是1982年看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前摔倒的新聞。那時我還是小孩，只覺得那位外國女士跌倒「好醜怪」又「好搞笑」。自此，我開始注意到原來身邊大人都在談論1997年後究竟會怎麼樣：有的笑說「事頭婆」要換毛主席了；有的受過文革厄難則憂心忡忡……如今回望，那時大多流於茶餘飯後的閒聊，而小孩的世界未泛起半點漣漪。
八十年代憧憬回歸 「六四」震撼香港
之後從新聞見到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自此香港前途定案，那時普遍反應是戲謔香港在九七後便會天翻地覆，變得跟大陸一樣。但戲謔背後，人們卻有不同反應：身邊有同學隨家人移民外地，他們大都是家境較好的一批；其餘的，就像我家，其實對九七並不反感，甚至有點冀望，能夠正式成為中國人，多少感到自豪。但這也是奇怪的，在殖民地教育下，學校會教中國歷史，讓我們知道輝煌的中華文化，而且更竟然讓我們知道英國是個賣鴉片的大壞蛋；至於英國歷史或社會文化，卻不在課程內，我們僅認識硬幣上的那人是英女王，及知道那首填上廣東話的英國國歌。
及至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直播畫面震撼整個香港。當時從周六晚到周日凌晨，家人都守候電視機前，在罵、在哭、在祈禱。我全身抖震，不敢相信眼前一切——這是我們的將來嗎？周一回校，大家都繫上黑絲帶，還記得老師進來，哽咽說：「昨天的事，對於你們來說太沉重……但要記得，待你長大後，要為中國做點事。」是的，就算面對這事，當時港人對中華民族依然肩負一份使命和熱愛。
八九後的日子，進入一種前所未見的加速且交錯狀態。對外，移民階層快速擴張，同學紛紛離去。當年離港的人雖然不捨，但都對外國生活懷着美好冀盼；而本地，社會加速發展，玫瑰園計劃起動，留下的人都暫且忘卻「遙遠」的九七。對內，不論民間或政府，跟大陸的交流都加快推進，自己亦曾在中學組織到訪偏遠山區的活動，服務當地兒童。記得當年有記者到學校，訪問青年對九七後的香港信心如何，當時我回答的意思大概是：「世界都看着香港，我不相信中國政府到來後會改變一切。」
臨近九七，進入較紛亂的年代。那時要走的已走，留下來的都已對九七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對九七的期待大概是一場全世界注目的嘉年華而已。6月30日那天，趁香港徽號仍未改，我還冒雨到處找「皇冠頭」打卡留影，甚至捉着守在港督府前的皇家香港警察要求合照。如今看來，頗為奇幻。
旗落，旗升。新時代的到臨遠比想像中來得平平無奇，所有生活真的如常，大家又回到匆匆忙忙的港式生活。
及至2003年，由廣東傳入的SARS一發不可收拾。遭病毒蹂躪的香港復又加上《基本法》23條法案鬧得滿城風雨。一時間，大家的目光重回到管治制度上，發覺原來立法會制度，民意並不有效體現在立法過程中；但當時心態仍處於「查找不足」的程度，還不過是5、6年光景，相信會慢慢改善，最終達至普選——當時是這樣相信。
2003年後官民愈走愈遠
往後日子香港漸醞釀一種二元狀態。「北上」成了熱門選擇，不少同輩乘其時而得益；另一邊廂，「南下」就業與旅遊的內地人亦愈來愈多。這種傾向內地巿場的轉變，慢慢形成一種自貶風氣，每每在電視上看見記者問遊客「你這次消費多少呀？」或內地人豪言「沒有╳╳，你們香港早就死了」，都感百般無奈。
說是無奈，因未有內地巿場以前，這裏的人不就是自力更生，拼搏出「亞洲四小龍」的奇蹟嗎？為何要誠惶誠恐，擔心會被取代？面對產業與巿場重心變得單一、滿街金舖藥房，一直在港生活的巿民深深感受到政策忽視民生。政策與民意愈走愈遠，累積的民怨未能疏導，大家的注意力轉向了制訂政策的架構本身，有聲音要求落實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但這訴求一直得到的，都只是許多似是而非的選舉改革。而我見政府每遇民意反彈，只簡易地歸納為青年出路不足、買樓難等原因，就覺得可笑——為什麼還不明白，大家爭取的早已不是「搵食」，而是高於搵食的「價值」？
這種處處漠視本地價值的施政方針，令社會矛盾日益加劇。本地人視內地人（包括新移民）為「蝗蟲」；內地人也對動輒「問阿爺攞着數」的港人心生鄙視。這對立是多麼可惜的事。直到2012年，政府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當時已為家長的我，本也不大注意，但從電視上見主事官員唯我獨尊、事在必行的嘴臉，便激起我的疑問。我以往在英殖時期從中國語文和歷史科中，不就培養出對中華民族的濃厚情感嗎？况且不是有常識和通識科嗎？與這科目有何不同？為什麼說只有少數的10萬人反對？要漠視民意到什麼程度？雖事件以擱置作結，但事情重點不是國教本身是好是壞，而是反映出為數不少的人，對港府是否會站在巿民一邊，失去信任。自己亦望着孩子，想像他未來要面對怎樣的香港。
但事情依然無改善。因民間聲音不被理會，故希望落實普選的訴求日益高漲，希望能透過普選切實反映被無視已久的民意。但到2014年的選舉辦法討論，政府方案引發差不多所有民間抗議手段，最終發生了佔領行動。而當局寸步不讓，徹底讓巿民明白，長久奉行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策略走到終結，亦間接令本土意識抬頭。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刺激起民眾多年來心底的憂慮。是次抗議之聲不限於維園和政總，大家都不再坐在電視前隔岸觀火。而更激進的抗爭手法，最終換來強硬鎮壓，但政府從來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
香港像仍處死結中
25年過去，這個地方好像仍然在一個死結中。如今我長大了，非但無法為中國做點事，甚至連怎樣為香港做點事都茫無頭緒，心中有愧，特別愧於年輕人。每天依舊在電視前看新聞，看見中央為香港下了一劑重藥以來，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國泰民安，港人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都是前所未有，就心中火熱、激動無比。那麼自己唯有放眼未來，在崗位上默默做好，活在真實中，期待香港再現新貌的一天。好了，是時候去準備這兩年來第20多次的餞別，為志在千里的友伴送上祝福了！
作者是香港中小企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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