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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為第二次移民潮負責?(文:吳漢華) (09:00)

「50年不變」一半未到,香港表達自由大幅收窄,導致第二次移民潮。多數人會認為政府在2019年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是罪魁禍首,引致暴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這意見忽略了遠因。

拙作〈港人何時、何以開始變得激進〉(2022年1月20日《明報》)中說,很多港人因歷史原因,回歸時便已經不相信中央會遵守「一國兩制」;泛民從政者欲「民主抗共」,用有反效果的策略(激烈抗爭而不談判)去爭取一個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不符合《基本法》的「真民主」選舉制度),造成一個中央與泛民互動的惡性循環(外循環),及一個泛民從政者與其支持者互動的惡性循環(內循環),使港人(尤其是年輕者)變得激進。

如果我這看法是對的話,修例只是導火線,引發了遲早會爆的炸彈。這似乎把移民潮的責任全推到泛民從政者身上,我想在這裏作補充。

責不在泛民從政者的因素

「外循環」和「內循環」好比兩組互相牽動的齒輪,是誰錯誤撳掣,使齒輪開始轉動——中央、特區政府、泛民從政者,還是其支持者?評論員一個普遍看法是,2004年為一國兩制分水嶺,之前並無任何迹象顯示中央會主動介入香港事務。該年發生的,是人大常委會在無任何諮詢下,決定2007年不普選特首及2008年不普選立法會。這決定是因為2003年7月1日的大遊行,及其後特區政府被迫撤回基本法23條立法,使中央沒有信心在港推行普選。如果沒有這人大決定,泛民從政者是否會採取他們後來的策略和目標?如果沒有大遊行,或如果23條立法獲通過,人大是否會作出這決定?如果不是政府推銷立法草案不得其法,是否會有大遊行?草案是否會獲立法會通過?這些問題,現在都不可能有答案。

齒輪啟動後,部分為循環提供動力的因素,是泛民從政者不能控制的。

第一,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中聯辦在立法會審議具爭議的立法草案或撥款申請時,替港府拉票。另一個公開秘密,是中聯辦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所做的協調工作。在泛民議員和支持者來說,這是中央「違反」一國兩制的證據。

第二,2003年SARS過後,中央推出「自由行」挽救香港經濟,隨後並有大批資金由內地湧到香港。但振興經濟之餘,卻帶來民生問題:店舖租金上漲,很多賣市民日常必需品的小店,被以遊客為目標的奢侈物品店所取代;水貨客對上水、元朗等區域的市民造成滋擾;本地孕婦需與由內地來港產子者爭醫院牀位;水貨客大量購買奶粉,使本地嬰孩父母需撲貨;住宅樓宇價格飈升,遠遠超出一般市民負擔能力。凡此種種,再加上部分內地遊客財大氣粗,引致本地人與內地人之間的摩擦和矛盾。

第三,國家在脫貧、科技和基建方面的成就,本應令中國人感到自豪,但一些港人視而不見,記着的是令人神傷的事件——劉曉波入獄、劉霞被軟禁、「結石寶寶」、烏坎村收地風波等。

第四,大部分港人樂見中央大力反貪腐,但2018年修改憲法,亦令他們擔心國家走回頭路。

第五——而這是泛民從政者缺乏政治觸覺——美國遏制中國發展,香港成為兩國角力場所,一些泛民人士就香港民主發展、修改法例等內部事務,不智地到美國尋求支持,在中央眼中成為美國的棋子,甚至白手套。

身分認同  父母有責

這兩個循環的背後,是一個基本不過的問題:很多香港華人尤其是年輕者,不承認或甚至不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回歸後,特區政府於2001年開始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2012年打算把「德育及國民教育」成為中小學必修科,但個別代表學生和家長團體發起「反國教」運動,民間一呼百應。結果在民眾壓力下,政府撤回「必修」,而由辦學團體自行決定是否獨立成科。從「反國教」運動看來,10年國民教育並無增加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及後更江河日下,出現「港獨」口號,及在2019年遊行時,有示威者揮動英、美國旗。

其實,孩子的身分認同應是所有父母責任。我承認我自己沒有着意告訴我的孩子他們是中國人,那是因為在我成長中,我知道我是中國人,等於我知道誰是我父母一樣,是不需要任何人告訴我的。最近一次令我氣憤和困惑的對話,是當我對一位同輩說「父母不應因政見而對孩子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得來的回應是「父母有權教子女他們自己相信的事」。但,是不是中國人,不是一個意見,是一個事實!弔詭的是,我輩雖然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當時持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惟對當時貧困的中國尚且有歸屬感;因何在特區土生土長、持中國香港護照者,卻在國家經濟起飛後,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呢?這問題是需要中央和特區政府三思的。

寄語留港或移民的港人

紅線處處,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因為以前濫用了固有的自由。幾年前一段時間,香港電台傍晚「烽煙」節目重複播放一名泛民議員的聲帶:「我就係要你劃出紅線。」求仁得仁,又可以怪誰呢?留港者應該盡量用現有的空間,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用溫和、說理及勸諫的語言,去代替謾罵、冷嘲熱諷,可減低誤踏紅線的風險,亦提高建議獲接納的機率。基本法中所說的普選特首和立法會,遙遙無期,但我們半世紀以來一直有的是「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要保存這民主,需要港人肯說真心話。我深信中央、特區政府亦會珍惜這優良傳統。

移民的港人,很多是為下一代的自由買保險,祈求他們無論身在何方,都不要做任何事,或說任何話去傷害中國、香港。畢竟,他們在香港仍有不少親戚朋友。而且,無論在任何地方,背祖忘宗者都不會受到衷心的尊重。

部分人士是心存怨憤地離開的,希望他們能撫心自問:究竟是香港欠了他們,還是他們欠了香港?

作者是退休公務員、香港大學法律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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