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候選人李家超周日落區探訪基層市民後，強調香港房屋問題乃重中之重。這個「重中之重」，自2012年時任特首梁振英首次提出，轉眼間10年已經過去了。很可惜，本港房屋問題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劏房住戶人數及公屋輪候時間更是屢創新高。全港的劏房數量由2013年估算的66,900間，升至2020年的100,943間，7年間的升幅達50%。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截至去年12月底，攀升至6年，創回歸後新高。
鑑於嚴峻的房屋問題會為社會增添不穩定性，不利香港的管治，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去年為港府定下「告別劏房」的指導目標。
房屋政策不是數字遊戲
最近發展局長黃偉綸提議，部分社區隔離設施可在新冠疫情緩和後，改作過渡房屋。筆者對此不表反對，因為過渡房屋實為特區政府有序告別劏房的路線圖中所不可或缺。
可是，政府不能只把房屋問題簡單地看成一堆數字，而忽略「宜居」層面。現有隔離設施大多位置偏遠、交通不便，未能顧及劏房住戶的工作、上學等實際需要，周遭亦欠缺社區配套。事實上，政府在推行酒店及賓館過渡房屋先導計劃時，着眼於援助酒店業，多過為基層市民設想，故此，相關政策對劏房戶來說很不「貼地」、幫助有限。這些過渡房屋的租期一般都只有兩年，難吸引劏房戶遷入。
再者，政府不應止步於資助提供過渡房屋，更加應該支持社會房屋（social housing）或「第三部門房屋」（third sector housing）在香港的長遠發展，打破固有公私營房屋供應的二分思維。
居住正義未彰 宜居之路尚遙
香港公屋編配主要是以申請先後次序為基礎，而私人市場則用可負擔能力分配房屋資源，我們正好欠缺一個以需要為本（need-based）的房屋分配體系，去照顧那些被公私營房屋「排斥」的人士，或經常被邊緣化的租戶（如單親家庭和更生人士），為他們提供可負擔的住房。社會房屋的分配較靈活及富彈性，可根據申請者實際情况（如急切性）決定優次，這種制度剛好可以彌補公營和私營房屋的不足。
「劏房圍城」是一個社會現象，是歷屆特區政府房策失敗的結果，但同時亦是提升港人居住質素的契機。其實適住權保障、最低人均居住面積等，與劏房問題息息相關，但礙於政府因循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官僚作風，而遲遲未獲正視。例如，立法會秘書處早在1999年就私樓住屋標準——當中包括空間標準（occupancy standard）及住宅宜居性（housing fitness）——做了一些基礎研究，只不過最後不了了之。台灣在2011年已有《住宅法》，為市民訂立了基本居住水準。反觀香港這個大都會，居住正義（housing justice）長久以來都未得到彰顯。
筆者認為，來屆政府既應避免「告別劏房」目標流於口號，更需要摒棄過往重量不重質的思維，令香港成為更宜居城市。期望李家超的政綱，能在房屋這個議題上有所突破。
作者是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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