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先生提出的其中一個施政方向，是「以結果為目標」。從這個角度，他會如何看未來教育施政其中一項最具挑戰性的目標——加強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
回想2008年北京首次主辦奧運，全港市民（包括青少年）萬眾一心支持國家舉辦盛事，而當年6月，18至29歲（調查沒有包括18歲以下人士）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感，是自1997年8月以來最高；到今年2月，北京第二次主辦奧運，香港青年人的國民身分認同程度，經過14年來的社會事件、政治變遷，已遠低於2008年的高位（註1）。強化香港學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是校長教師們應做的工作，但當中出現的矛盾，往往卻非單靠加強輸入國民意識便可以化解，因為經驗告訴我們，這矛盾經常藏於學生心內。
學生內心的身分認同矛盾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要求治港者的「五個善於」，第二個便是「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註2），而一些學生內心面對中國人身分認同的矛盾，可能與他們在教育制度內接受國民教育的方式中所欠缺呈現的元素，及在制度外的日常生活因素相關。青少年心內這些矛盾，如果能透過特首落實的教育政策和施政榜樣得以化解，不但可將提升國民身分認同的施政目標變成結果，亦可能為多年來的社會撕裂帶來極需要的和解、療癒，從教育角度觀察之，也許可作出一點貢獻。學無先後，達者為師，不是嗎？
國民身分認同是政府10個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之一，而「知、情、意、行」便是在華人社會推行價值觀教育最具效能的方法中的4個基本元素。「知」是指認知、觀念；「情」指情緒和情感，是學生的內心體驗；「意」指意志，是學生的內在力量；「行」指行為，屬外在的表現。反映國民身分價值觀認知的行為是結果，也是李先生施政的目標。當行為不配合所教導的認知，便會出現知行不合一的情况，「知」與「行」之間出現矛盾。
「知」和「行」分別是教育過程中容易從外在看到的輸入和輸出。「知」的部分不難教，但學生若沒有體驗到對教學時間有要求的「情、意」內在過程（學生年紀愈大，需更多時間提升其情意），往往在「行」方面結不出成果。2008年6月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高企，與同年5月汶川大地震之後，港人情感被四川同胞所受的苦難和抗災表現出的勇氣所動，培養出港人決要幫助四川同胞跨越這苦難的意志，不無關係。
「情」不能靠灌輸 需讓學生體驗
要讓學生在國民意識方面動情，要知道「情」是不能靠灌輸孕育出來的，而是讓他們體驗，那是一個過程。譬如透過與內地同胞直接互動的親身體驗，過程中教師就國民身分認同樹立榜樣，帶領學生在自由的思考環境下反思，信納所教的價值，從而產生實踐的意志。
筆者不止一次見證過，學生在長達8天的校本全級內地交流活動過程中，由起初於內在意識和外在行為呈現對內地人的抗拒，經過每天活動結束後由老師帶領的反思，翌日心態調整後的再度互動，到交流課程結束時，內在意識和外在行為所展現對內地同胞的接納以至欣賞，深深領略到香港兒童與內地同胞在情感層次上的交往、仁愛方面的表達，對建立中國人身分認同、愛國人愛國家的意志，何其重要！對中華民族同胞的仁愛，是愛國人愛國家的基礎，相信畢業自以對中「華」子弟施「仁」愛為創校精神（再由愛爾蘭傳教士發揚光大）的母校的李先生，一定有深刻體會。
教育局2021年公布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強調的是知識元素而非情意元素在達至行為目標的重要性，即使在「推行策略」一段有提及情感層面，也沒有強調學生與人互動的親身體驗，只是籠統地講「培養」、「建立」（生活方式）和「感染」（學生），亦沒有提及意志元素；內地交流活動的示例，也沒有突顯情意教育元素（註3）。「國民教育一站通」網頁的資源，亦只強調資訊、資料和知識，沒有強調情意的教學元素。
教師按此進路教授國民教育，往往未能將國民知識與國民行為已處於矛盾狀態的學生，轉化至「知行合一」的境界，某程度上就似硬件俱備但軟件不全，矛盾只會持續。國民身分認同教學法的優化，可由教育局長領導，但行政長官可以指導財政司長：
（1）增加中、小學生的學校籌辦內地交流活動資助額，年級愈高而需更長時間進行建立情意的交流活動，資助額應愈高。現在「赤子情、中國心」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廣東省外活動，1400元的基本每人資助額上限（還要限於開支的70%以內），實在不足；
（2）增加財政資源開辦課程，培訓教師透過情意教育，引導學生在自由和安全的思想環境下反思交流經驗，令國民身分認同的教育目標成為結果。
「律人先律己」的挑戰
教育以外，施政榜樣方面，由於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均經常強調青少年的國民身分，而青少年最願意聆聽的教導，並非來自管治者（或教師）所說的話，而是他們能夠做到他們所宣揚的。管治者能否在行為上貫徹實行青少年被教導的價值觀，會影響青少年接受這些價值觀（包括國民身分認同）的情感和實踐意志。10個首要培育學生的價值觀當中，學生們會重視特首及他領導的班子，會否展示對他人（特別是學生們）的「尊重」和「同理心」，像他們的老師一樣以身（教）作則，譬如，他們是否完全遵守自己公布的政策（例如限制社交距離措施）方面的「誠信」等。
在法律和《資助則例》的框架下，香港的教師紀律性甚高，與其他專業人士乃至紀律部隊出身的李先生領導的班子，同樣面對這個與培育學生價值觀相關的「律人先律己」的挑戰。
註1：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現轉為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研究（bit.ly/3jKwUEe）
註2：〈夏寶龍講話：全面深入實施香港國安法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2021年7月17日《明報》
註3：課程發展議會（2021），《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頁48、49、62
作者是資深中學、小學校長，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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