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2020香港」系列｜張炳良：香港，你會否被拋棄？ (09:00)

本文乃此輪「後2020香港」系列最後一篇，用這題目，因今日情景令我想起2003年深圳一場論爭。知識青年咼中校萬字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來全國上百萬網民參與討論，深圳時任市長于幼軍其後與他對談，成一時佳話。當時深圳面臨嚴重挑戰：經濟特區優勢不再，增長放緩，香港對合作反應冷淡，而且上海及長三角崛起，人才和大企業北遷，故倍感孤立。但最終深圳找到創新科技的新活路，從此脫胎換骨，成為中國矽谷。

深圳的故事，最早始於1980年代香港的成功故事，但今天愈來愈多人懷疑，香港故事是否已因政治及經濟雙重困境而告終結。當趨炎附勢者言必「深升港沉」、末日論者貶港為「南深圳」時，港人尤須深切反思自強。成就從來得來不易，但失敗可勢如雪崩，逆境接二連三。重新站起來，要尋路徑、講鬥志。歌舞昇平應成過去。

「香港，你會否被拋棄？」可分三方面去問：香港會否為時代所拋棄？會否為中央所拋棄？是否已為港人所放棄？

是否為時代所棄

九七回歸，中央欲在一國兩制下保持香港長期特色——即一個能連接中西、聯通全球的自由港。一旦失去這特色，香港便失去價值。2021年乃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也是蘇聯解體30周年，標誌全球秩序經歷之巨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曾一度以為「歷史終結」，從此西方文明和自由主義主宰人類前途，故押注於中國「西化」及「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促中國之變。

可是，歷史並非按美國勝利主義之主觀願望邁進。全球金融海嘯後，世界轉向，「華盛頓共識」崩潰，意識形態之爭再現。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並明顯在走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黨國體制進一步鞏固，美國「自由化」中國之夢碎，以新印太戰略全方位遏中制華，從前的「戰略伙伴」現被指「最大威脅」。

國際政治劇變下，香港備受衝擊。2019年反修例變質暴亂，成為美中角力首戰場，北京視為顏色革命、危及國家安全，遂強力整治，嚴防外來滲透，香港空間頓時收縮。美西陣營以已變「一國一制」為由，制裁及邊緣化香港，使資本與人才流走，挫中國國力。

香港過去的獨特優勢，受惠於中美關係穩定及面向國際的定位。若兩股力量朝相反方向均在否定香港，而香港又因政治因素急趨內向，失掉昔日開放自由的光芒，則其中西連接作用（梁振英常說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必大打折扣，影響力萎縮，國際都會「空洞化」，真的有被時代所棄之危。

香港無法左右國際政治，一切看中央的大國智慧。從全球大局看，中美雙方不會輕言「脫鈎」，但未來幾年關係拉鋸；世界不再一霸獨大，而是多利益競爭共存的非單軸秩序下較勁，維持戰略性穩定。香港的日子不會好過，若中美不全面脫鈎，國際自由港仍有可為，對國家、對西方仍具適切意義，但需策略配合、主動出擊，不能守株待兔、目光短淺，甚或自廢武功，把大好位置拱讓新加坡。

會否為中央所棄

中央怕香港異化成反叛之都，會否不再重視香港？一切視乎對一國兩制的堅持是否長期性，及在新時期怎樣把一國兩制經營下去。香港無論如何獨特，「中國的香港」乃底線，中央不會容許香港變成顛覆作為國家主體的社會主義體制的「特洛伊木馬」；但一個與內地無異的香港，不能為國家增值，因此香港的存在價值，在於能內地城市所不能。

「兩制」有別下，上海和深圳等的改革經驗，已取代香港，成為內地城市發展典範。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國家及全球市場和供應鏈存在多層面錯綜的互聯互賴（尤其金融和信息網絡），從全國利益考慮仍具難以替代的戰略作用，其制度邊陲性（像鹹淡水交界）仍存優勢，不容低貶，中央不會輕易放棄香港。

不過，香港須頭腦清醒，意識近年經濟發展所受束縛。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在1993年曾高達內地GDP的27%，2020年降至約2.3%。上海和深圳在改革開放初期，向香港取經，今天均已樹立自我發展路徑，城市規模和經濟體積大大超越香港，2020年上海GDP高出香港近八成，深圳GDP高出超過四分之一。雖然香港人均GDP仍較高，但滬深在城市生活質素一些方面（如居住空間和文化設施），已勝過香港。

須打破吃老本循環

今非昔比，但香港仍可利用其獨特性，發展較精緻的經濟產業（就好像精品店相對於大型百貨公司一樣），關鍵在於能否打破長期吃老本的循環。香港經濟結構狹窄，財富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就業過分依賴低增值的服務行業。回歸多年，新興產業及創新科技說得多，成效未見彰顯。過去長期受困於積極不干預迷思，致欠缺策略視野，政府推動力弱，業界及學府又不善配合。

經濟轉型迫在眉睫，應定下具體策略藍圖，坐言起行：從自己優勢出發，補充不足；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弄清什麼是「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並善用「中國香港」地位，積極開拓海外，而非處處靠「吃國家」賺內地錢。作為外向型經濟及區域和全球樞紐，香港應負上國家「外循環」中的戰略角色。

目前香港經濟基本盤在於金融和專業服務，以及長年建立起來的航運樞紐（空運、海運）及資訊物流集散中心地位。振興產業，重點是推動中小企和專業升級，邁向高端高增值發展，並為學歷和職專水平已提升的年輕一代創造出路。創新科技乃大勢所趨，但不能只複製他人模式。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學，長於一些基礎研究，惟欠應用空間，應與內地城市加強互補合作，做大市場。

香港為粵港澳大灣區內重點樞紐，但若不明自己所長，不掌握大灣區在國家新時期的對外和先行先試角色，便難善用其平台和資源。去年9月，中央公布前海新方案，香港應化過去之被動為主動，重構港深戰略關係。往後歲月，雙城合作則互利共贏，取得超級大都會般效應，但融合須有節有道，處理好制度差異，以及容量局限和不對稱所致的各種矛盾。

是否為港人所自棄

再思考未來，香港須兼顧國家和國際兩頭。失去國家信任，港人治港行之不遠；失去國際聯通，香港就沒有特色和優勢。目前香港的區域定位尷尬，走進亞洲的程度不及新加坡，立足中國經濟重心不如上海，城市創新拼搏不如深圳，且藍黃兩極政治正確性，在侵蝕原有的兼容和實幹精神。

香港會否為港人自棄，除看經濟上能否摒棄舊思維、重新定位、振作有為外，更看政治上能否擺脫撕裂和宿命觀、重拾自信，不讓「去香港化」成為自我應驗之預言。泛民式微，但中央也憂建制派能力，新選舉制度能否帶來良政，有待實踐檢驗，上周百人派對事件折射出防疫以外較嚴重的官場政場問題，不能掉以輕心。

亂後復和，走出鬥爭陰霾，尋求團結，乃管治重中之重。若只知「管」不懂「治」，致北風處處，陽光難露，如何齊心拼經濟？

（「後2020香港」系列之六．系列完）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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